山东大学刘凤君教授发现的骨刻文中有70多件出自昌乐，约占他发现总数的三分之一。刘教授认为这些骨头大多是牛的肩胛骨、肋骨和肢骨，还有一部分是鹿骨和象骨。这些字的造型特点介于大汶口文化前期刻划符号与商代安阳甲骨文之间，是一种半文半画，由图画向文字过渡的象形文字。其中许多凤鸟纹与已发现的山东龙山文化玉凤鸟形佩近似，可见在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时期东夷龙凤文化氛围比较浓郁。笔者研读发现，昌乐骨刻文除了做为表音表意的符号功能之外，它做为“画”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鸟兽、狩猎、体育、游乐等均有涉猎，颇具文化的多样性。
(一) 图腾文化。在昌乐骨刻文中龙凤文化在此得以充分体现。首先在编号为昌乐骨刻1号的骨头上有一个形象的“龙”字，这个图形被甲骨文和金文所借鉴，写法极为接近，因此被刘教授将其命为“中国第一龙”。“龙”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灵异神物，是集万兽之特征。传说虎须鬣尾，身长若蛇，有鳞似鱼，有角仿鹿，有爪似鹰，能走，亦能飞，能倒水，能大能小，能隐能现，能翻江倒海，吞风吐雾，兴云降雨。“龙”的形象有多种，其基本特征是：牛头、猎嘴、蛇身、鱼鳞、龟颈、马鬃、羊须、鹿角、鹰爪。龙在阴阳宇宙观中代表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古代王室的标志。生于斯，成于斯的东夷民族的先祖太昊、炎帝、黄帝，传说中和龙都有密切的关系，并将龙奉为图腾，特别是黄帝更突出了龙的神秘传奇。《竹书记年》记载：“黄帝龙轩辕氏龙图出河。”相传炎帝为其母感应“神龙首”而生，死后化为赤龙。因而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龙”字在山东出土的骨刻文中多有发现，因此，笔者认为是东夷先人最早创造了“龙”字和龙文化。
在刘凤君教授发现的70多件昌乐骨刻文中，有10多个甚至更多的“凤”字，刘教授认为：“凤”字是“鸟”字的升华，是在“鸟”字的基础上拓展装饰而成，笔者完全赞成这一论点。《大戴礼·易本名》云：“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凤”，凤凰，雄的称凤，雌的称凰，是中国古代传说中集百鸟特征之鸟，常用来象征祥瑞。古人常以“凤凰于飞”、“鸾凤和鸣”喻夫妻和谐美好。凤凰又与音乐相关。如《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列仙传》载：秦穆公女弄玉与其夫萧史吹箫，凤凰皆来止其屋，穆公为作凤台，后弄玉夫妇皆乘凤而去。东夷人最早崇拜凤，并将凤作为图腾，特别到了少昊时代，凤的崇高地位正式确立，少昊也被视为百鸟之圣。
“龙”字后来成历代皇帝所专用，称为真龙天子，甚至所有皇宫中的东西都附上了龙，如龙宫、龙座、龙椅、龙袍、龙车等，我国的一些动植物、物品、甚至地名也有不少以龙命名。“凤”字则主要成为皇后等皇室贵妃们用字，如凤袍、凤冠、凤辇等，不仅一些物品以凤命名，以凤为地名的也极为普遍，如凤凰山、凤凰城、凤凰湖等，采用凤的形象，可表达飞翔与吉利;例如山东利津县很久以前就称凤凰城，但都说不清楚为什么，有人说是县城形状像凤凰，笔者在参加该县旅游总体规划评审时就曾对这种说法进行了否定，认为：县城建设每天在变，绝不会长时间保持一种形状。目前，世界上13个凤凰城，除一个在美国，其余都在中国，12个为凤凰曾经在那里如何降临、如何栖息的神话传说!惟利津不同，这一带4000多年前曾经是东夷民族的生活地，在鸟凤图腾的代表人物少昊带领下曾经取得了辉煌，由于东夷人崇拜凤凰，所以后来称这里为凤凰城。这个论点不仅被与会专家一致认可，而在骨刻文中找到了根据。
龙凤文化发源于东夷地区，风靡于中华大地。“龙”和“凤”都是图腾，都是虚拟的生物，因此只能存在于图腾之中，绝不会存在于现实的生物界中。但这些图腾不仅被东夷人所崇拜，也被中华民族所崇拜，而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
(二) 鸟兽文化。古人认为鸟类和兽类都具有思维能力，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只是水准高低不同而已，因此在上古时期就出现了动物文化。与动物文化密切相关的是文化动物，人类就是文化动物的代表。动物与人类一样，在生活中某些行为会受到其它同伴的影响。动物们因某些需求或欲望在作出重要选择时，会观察同伴，并参照其行为。作为文化动物的人类，思维和行为水准比其他动物要高得多，因此人类又称为高级动物。东夷先民就是这一高级动物中的先进群体。
“狼鹤为伍”，昌骨2
东夷人创造的史前文化丰富多彩、自成体系，其中的骨刻文字尤为突出。这些骨刻文字极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仓颉等人首先根据动物的形象创作的。传说仓颉能够仰观天象，俯察万物，首创了“鸟迹书”震惊尘寰。黄帝时有大鸟衔图，体备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慎德，曰文曰信义，膺文曰仁智。《四体书势》记载：“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自黄帝至于三代，其文不改……。”
从昌乐骨刻中可以看出，许多动物和飞禽都绘制的很形象而逼真。例如昌乐骨刻文36号中是一幅林野中欢快百态的群鸟图，66号中一片竹林边一只山羊与一只仙鹤正在戏耍，67号中一头牛正在悠然自得的前行，72号中一只幼鹿回头图被刻画的惟妙惟肖，而3号中的“狐”、13号中的“虫”、14号中的“马”、“犬”、16号中的“鸟”、42号中的“兔”、54号中的“鼠”、66号中的“羊”、67号中的“牛”等，都颇为形象。笔者研究发现，这些均被甲骨文和金文所借鉴，有的基本上原样成字。可以看出，长期以来，东夷人与动物和平共处，与动物相互影响，而且很多动物的行为被人类所借鉴，动物文化也被文化动物所研究，并且还据此创造出了中国最早的文字。而同一时期的周边文化虽有类似文字的符号出现，但均与六书之首的象形字相去甚远，距离演变成汉字还有较远的路程，极有可能在汉字演化过程中被优化掉了。而东夷半文半画的“形象画”则被首选为“象形字”。
(三) 狩猎文化。东夷的狩猎文化源远流长。远在后李文化之前，东夷人尚属游猎民族。在与野生动物长期共存的险恶环境中，东夷人以野生动物作为主要食物来源，以体力和智慧与猛兽搏斗，是在狩猎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东夷的狩猎文化有着深厚的积淀。昌乐骨刻文中就有当年东夷人狩猎的记载，如昌乐骨6、13、35图等都是描写狩猎的场面，昌乐骨刻14号是腭骨，也是一幅人与动物较量的图像。史传东夷是弓箭发明的故乡，这些骨刻文就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而狩猎的图画与象形文字如此贴近是东夷狩猎文化的重要特点。反映东夷狩猎题材的文化有多种形式。差不多同一时期 “人兽共舞” 的舞蹈，表现后羿等英雄射猎的神话、寓言，以及其后《诗经》中齐人喜爱打猎的描述等，与骨刻文刻记的狩猎内容是一脉相承的。
(四) 体育文化。武术作为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体育运动又是武术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同中华民族文明的产生是同步的。其产生缘起于我国远古祖先的生产劳动。人们在狩猪的生产活动中，逐渐积累了劈、砍、刺的技能。这些原始形态的攻防技能是低级的，还没有脱离生产技能的范畴，却是武术技术形成的基础。东夷先民在长期的狩猎和战争实践中，把这些原始的攻守形式加以强化，并把各种经过强化训练的动作有机的组合起来，便创造了武术，因此，东夷也就成了古代著名的尚武之乡。
《摔跤》，昌骨41
体育中绝大多数运动项目是从武术运动中演化、分解出来的，只不过由于运动器材的发展与运动项目的增加使得一些运动项目与武术拉大了距离。但是所有武术项目都有成为体育竞赛项目的可能性。
从昌乐41号骨刻看，这是一幅练武图，最突出的是这件股骨片的下端有一组摔跤图，二人正在较量中，不知道他们已经进行了几个回合。现在左侧的人正站健马步，一手抓住了对方的一只胳膊，用力将其甩成一足悬空状态，好象立刻就会倒下的样子，形象逼真。笔者发现这是一个“斗”字，这组图案被甲骨文和金文所借鉴，只是两个人都站着，而右侧的没有倒下而已。其他也类似今人表达体育活动的象形图，整件骨刻生动、多姿，堪称龙山文化早期的艺术珍品。
由此可以看出，东夷在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时期，大致相当于史书上所说的炎黄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武术向体育过渡的文化。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炎黄大规模的部落集团战争结束以后，出现了“万国和”的局面，武术向体育转化也就成为可能，而体育活动又是尚武精神传承的温和方式。到了商周时期，出现了“武舞”，用来训练士兵，鼓舞士气。周代设“序”，就是现代所说的学校，就把射卸，习舞列为教育内容之一。春秋战国时期的赛马之风一度盛行，著名的“田忌赛马”就发生在齐国。而昌乐骨刻文所刻画的摔跤活动，就既是最早的象形文字的创造，又是最早的体育活动的真实而形象的记载，同时也证明田忌赛马等体育赛事活动就是本土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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