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员们“打坐”在长城
在越来越多的同龄人选择出国游学、参加精英训练营时，江苏省泗洪县淮北中学的21名高一学生和1名老师却在这个暑假选择了一次“苦旅”：用40天的时间，徒步行走1290公里。
每人两套带编号的队服、一个挎包、一双鞋，“铁流千里”考察队用自己的双脚穿越了4个省份的40多个县、市，每天至少要走30公里，个个都晒得黝黑。“鞋底至少磨掉了1厘米!”队员谢志指着自己脚上的运动鞋说。
8月15日，他们终于到达此行的终点——北京。用带队教师陈经山的话说：“我们不去游学，不搞贵族教育，搞的是平民教育，花钱少、收获多。”
瘦了10多斤，突然发现大腿上有肌肉了
在考察队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张苏皖的父母还在劝阻女儿，“假期做点什么不好，何必出去受这种罪”。路上，父母也一直告诉她，实在坚持不住，就马上回家。她总是回答父母一句话：“没到北京，就不回去!”
为了防止有人承受不了高强度的徒步，队伍出发之前，学校已经进行了“预选”：报名的100多名同学先参加了一次名为“天岗湖调查队”的徒步活动，在3天时间里徒步行走80公里。经过这次活动，“有的人打死都不来了，有的人哭着喊着都要来。”陈经山说。最终，从这些学生中选出了9名男生、12名女生，组成了“铁流千里”考察队。
队员们都说，第一个星期是最难熬的，上路的前三天，几乎每个队员的脚上都起了水泡。一周过去，水泡好了，大家也觉得“没那么不可忍受”。
在山东，队员们在大雨里走山路，“上山的阶梯像瀑布一样”;在河北，队员们找不到住的地方，投宿在平房楼顶搭建的旅社里;在江苏睢宁，队员们在双沟镇中学的一间会议室里借宿，在地上铺张报纸，倒头就睡。因为没有风扇，室内过于闷热，他们随后只得转移到学校操场的草坪上过了一夜。
队员张阳从来之前的140多斤、遇到体育课和运动会就躲的小胖墩，瘦到了130斤;王泽宇则是“突然有一天就发现，大腿上有肌肉了。”王泽宇还锻炼出了在10厘米宽的窗台上睡觉的能力，有好几次，5名同学挤在一个房间里编当天的《铁流快报》，没有坐的地方，他就躺在窗台上工作，结果编着编着就睡着了。
为了让同学们坚持下来，陈经山在出发之前就公布了“22条队规”，实行军事化管理：不准说苦说累，不准睡懒觉，不准走路听音乐，每晚汇报时要讲快乐有趣的事，不准传播消极情绪……他还用“铁流三忘”来要求队员，即“忘掉性别，忘掉年龄，忘掉苦和累”。
对于违反队规的行为，考察队共同制定了惩罚措施：早上起晚了，要“撕票”处理——撕掉当天的早餐券;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表现不好的队员，在接下来的5天内则会被选为“替补”，不属于任何一个部门，但要到每个部门“挂职”干活。王保帅曾被选为“替补”，原因是在担任摄影师时玩忽职守，5天只照了几张照片;上一轮的“替补”张阳则是在雨中行走时，把队旗弄丢了。
路上，不少人请他们吃饭、喝水、合影，或者主动要求带他们一程，但也有一些人质疑，说锻炼不应该是这种形式，或指出安全方面的隐患。
陈经山说，22条队规也是为了队员的安全而制定的。他要求所有队员严格遵守规定。最终，在整个考察中，没有队员受伤，也没有一名同学脱队。
白天行走，晚上编报
40天的路途中，考察队一直是“白天行走，晚上编报”。
每天白天，考察队都分成5个部门活动，各司其职：“总部”负责各项活动的协调、行程记录和摄影;“队部”负责扛队旗、记录队员的表现，筹备例会和联欢;“对外联络部”负责同沿途的政府机关和学校沟通、联系食宿、拉赞助;“财经委员会”负责收支和财务保管、账目记录;“安全保卫局”则负责路上队伍的安全、安排床位和队员的作息时间。
这5个部门的成员并不固定，每5天轮换一次，让每名队员都有负责各项事务的机会。队长是整个考察队的最高职务，也是5天举行一次公开竞聘。陈欣是唯一当选过的女生队长。
每天，队员们几乎都是凌晨两三点睡觉，因为他们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编写《铁流快报》。21名同学分管4个版面，40天下来，他们一天不落地编写报纸。
王言科说，最开始，编报是一项负担，后来却成为队员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每天各个组编的版面数量也越来越多，由要求的每组1个版，变成了2个、3个版，有天竟然编了8个版。
一天晚上，队员们到达河北省曲阳县灵山镇的一家小旅店，突然下大雨停电了，大家一开始很开心，说今天不用编报了，纷纷唱起歌来。结果没过多久，队员们都觉得“缺了些什么，心里空荡荡的”。很快，各个组都打开手电筒，把当天的报纸编完，才觉得心满意足。
最难的就是拉赞助
每到一个政府机关、学校，队员们都会收集当地的公章留做纪念，如今，这叠盖着公章的纸已经有十几厘米厚，这些收集工作基本由外联部完成。在考察队的5个部门中，外联部的工作是最困难的，他们每天除了要参加日常的行走，还要负责为队员们联系食宿，找当地政府部门、学校、媒体寻求支持。
“最有挑战性的非拉赞助莫属，每次一提到钱，对方就脸色大变。”在拉赞助的经历中，王泽宇发现：要成功拉到赞助，既要有“真材实料”，用真诚与对方沟通，又需要有“与人周旋的心态”。
考察队拉到的最大一笔赞助，来自河北省滦平县一个镇的镇长。完成这项任务的周杏还记得，当时他们找到镇政府，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谎称镇长去县里开会了。他们不信，想方设法要到镇长的电话，拨通后发现办公室里响起了电话铃声，果然镇长就在房间里。后来，镇长接待了他们，并爽快地私人捐助了考察队2200元钱。
回忆起拉赞助的经历，周杏说，大部分时候都是磨破了嘴皮，最后对方拗不过，“给几百元钱打发我们”。他们几乎每次都会被政府门口的门卫拦住，被撵出办公室也是常有的遭遇。后来，队员们总结出经验——“偷偷溜进去，找官最大的，往往官越大的越能够支持我们。”
拉赞助虽然最难，也最能锻炼能力。陈欣在第一次拉赞助时，还“只会说标准的泗洪普通话”，一个星期下来，她的普通话标准了不少。
队员们不仅为自己拉赞助，还用省下来的2000元钱，资助了山东曲阜、河北固城和唐县、北京琉璃河的5名贫困小学生。“钱不多，只是一片心意，让我们觉得这一路上既锻炼了自己，也帮助了他人。”张苏皖说。
挑过了100斤的担子，再挑50斤就很轻松了
“铁流千里”考察队已经累计举办了7届，共有127名同学参加。60多年前作为抗日军政学校而设立的淮北中学，开展这个活动的初衷是进行革命教育，每年的路线也是精心设计的，陕西延安、湖南韶山都曾是前几届考察队的目的地。
这次的线路也不例外：从江苏徐州的淮海战役纪念地，到河北保定的晋察冀战役纪念馆，从西柏坡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址，到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一路上，作为政治课老师的陈经山不忘给学生讲讲“两个务必”，让他们戒骄、戒躁、戒懒，说说革命历史故事和地名的由来——“首先要了解这个国家，才能热爱这个国家，最后才能更好地建设国家。”
40天后，各个队员都对所经之地的革命历史如数家珍。张苏皖说，在上路之前，大家也都爱看动漫、美剧，听陈老师讲了一路，才觉得革命故事也很有意思，“听着，走着，也不觉得累了。”
陈经山对这种教育方式作了一个比喻：“都说90后、95后对革命历史不感兴趣，其实就像我们小时候不爱吃茄子，因为那时的茄子都是用水煮一下，放一点盐，自然不好吃。现在的茄子能做鱼香的、红烧的，还能在外面裹一层面，有时候甚至吃不出来是茄子。”
“很多人都问我走路有什么意义，我说，只有见多了才能识广。”陈经山说。10年前和他参加徒步的学生当时是年级倒数的成绩，后来却是最早住上别墅的成功人士;曾有得了抑郁症、考试恐惧症的高三学生，2010年参加了徒步活动之后痊愈了，并且以积极的心态顺利考上了大学。
他觉得，徒步行走是改变学生“有体重、没体能”，“有梦想、没行动”的最好办法。
队员们戏称，参加过“铁流”的队员都是“铁人”，以前觉得很难的事情，现在看起来都“不过如此”，就像原本觉得50斤的担子重，但挑过了100斤的，再挑50斤就很轻松了。“参加‘铁流’，不是告诉我们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而是一个把我们的潜力无限拔高的过程。”王保帅这样总结道。
在最后一次例会上，一名学生激情澎湃地说，“我觉得行万里路，应该放在读万卷书的前面。”陈经山听完以后，很严肃地告诉这个学生：不要过分拔高，只有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会更有意义。（中国青年报）</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