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村，位于章丘文祖街道南部，东经117°32′，北纬36°32′。村域面积约九千余亩，耕地面积一千八百余亩。该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古时为驿站、重要关隘，齐桓公在此设兵营大寨，镇守锦阳关;明清为南北官道之锁钥。距齐长城锦阳关约2公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该地不仅有兵营大寨、圩子(俗称围子)、烟墩、烟火台、摇铳山、火燃台等军事设施，而且是遥连齐鲁、贯通南北的商旅要道。昔日，寨容繁华，商贾云集，毂击肩摩，举袂成幕，店肆货物，充溢金阊，有“七十二店铺”之说。该村文化兴盛，镇武阁、七圣堂、土地庙、罗汉殿、观音堂等文物古迹众多。2016年，被评为“山东省传统文化村落”。
上世纪90年代大寨村全貌
大寨村全貌鸟瞰图
大寨村委会
一、因齐长城而得名，初为驿站
横亘于齐鲁中部的齐长城，堪称长城的“鼻祖”。齐、鲁两国中部以长城岭为界，锦阳关为其重要关隘。大寨村处在锦阳关以北2公里。
锦阳关始建于周宣王七年，即公元前821年。宣王派仲山甫修建阳关大道，以补“周道”运力之不足，在今大寨村西北设立大驿站。春秋初，齐国利用此要道，兵锋指向锦阳关以南，攻城略地，以武力强占属于鲁国之赢、博之地。为加强统治，持续利用大驿站为依托，向南开疆拓土，经略齐鲁中部。
公元前684年，长勺之战，鲁国“遂逐齐师”，齐国惨败，警醒齐桓公。齐国虽有泰沂山脉天然屏障，但也有许多南北走向山间谷地，与淄潍平原衔接，缺少战略纵深，回旋余地小，一旦外敌突破山水屏障，便可长驱直入，兵临齐国都城。于是，齐桓公决定发展经济、强军固疆。这时，锦阳关、大寨尤显重要，锦阳关两侧大兴土木、始修长墙。在大驿站的基础上又屯兵设哨、建立兵营，始称“大寨”，大寨以北几里为小寨，皆为防御指挥总部、后勤部。秦朝统一，此地战事消除，始成村落，繁衍生息，渐成大村，故名“大寨庄、大寨子、大寨村”。
清道光《章丘县志》记载的长城岭
上世纪80年代的齐长城
齐长城形成齐鲁两国界
二、防攻兼备，堪称防御“典范”
据史料记载：“齐长城，初御鲁，后防楚。”春秋时期，齐晋之战、齐吴之战，鲁国弱，每次战役总是联合强国与齐作战。历史上锦阳关一直是在大寨村的管辖范围内，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章丘县衙设太平官庄(三槐树村)开始属于三槐树村范围，现锦阳关东门仍属于大寨村。齐长城遗迹现属于大寨村范围的有2915米。2011年，从村内古桥长泰桥碑文中发现有“皇明开基以来，迄今二百余年，此间路崎岖，业已修长城，南北而为坦夷矣”的记载，可知明朝时这里曾组织人力大规模修葺长城。
锦阳关自古就是南北交通的咽喉，兵家必争的雄关要隘。东有烟火台，距锦阳关625米。西有南岭子，距锦阳关1030米，位于大寨村围子正南方。关东关西有长城连接，加上牢固的防门、关塞、燧、亭、烽火台，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既是阳关大道，又是军事要塞。在周围的山峰或制高点上，修建城堡(围子)烽燧，居高临下，遏其咽喉。
锦阳关西周时期是齐鲁势力范围的分界线;春秋战国时期属齐国所辖;秦统一后一直到现在属于不同的郡、县;是郡县的边界线，关南属于汶河水系，关北属于小清河水系。有俗语曰：一个雨滴砸两瓣，半入清河半入汶。
锦阳关
从锦阳关往东约2000米处即是锦阳关东门，迄今保存完好。门宽2米，长3.20米，高2.60米，从下向上1.20米处以上为半圆弧形石;砌门石块厚薄不一，皆方正，每一块石头都有凿印，厚的16厘米，薄的12厘米。2006年，被评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锦阳关东门
城墙周边的烽火台等军事设施成网格布局是防御的一大特色。
大寨村的古烽火台是战争中传递信息的设施。锦阳关、大寨围子、烟墩、烟火台、摇铳山、火燃台、摇铳池互为犄角，一方有情况，即燃烟火、放铳炮，他方马上就知道。从这些布局看，若一处有疏漏，马上会得到补救，将信息传到指挥中心。
大寨围子海拔399米，在村西南，与烟墩是村内河道与蛤喇沟河道夹拱下的独立小山。围子是锦阳关正北面的瞭望点，能及时发现敌情，直线距离仅2公里，此处即为“大寨”名字的源头。围子在信息传递上作用巨大，向南直接观测到锦阳关正门及左右的动向，这是烟火台、摇铳山、火燃台、烟墩不能做到的，它能把锦阳关的信息直接传递给南面的摇铳山、烟火台、火燃台、南岭子、石子口围子等关隘。
烟墩在村西，海拔356米。现上边有两个用石头垒砌的高台，痕迹可见。顶部有圆形建筑物的遗址。该山虽不大，北望能见度极高，是信息传递中心的最北点。它能将南方得到的信息通过火燃台、烟火台、摇铳山、围子传递到北方。
烽火台等军事设施布局图
瞭望台
关隘
关隘
齐长城防线终归是齐国最后的一道防线，而锦阳关一线为重中之重。《战国策•秦策》载张仪语：“(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锦阳关一线，至清朝咸、同年间进一步修葺，共御捻军于城墙外，发挥了重要作用，堪称军事防御之“典范”。
三、长城碑刻，弥足珍贵
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军占领齐国，齐国亡，天下一统，标志着齐长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然而，秦汉以后在兵荒马乱，或者南北对峙的时期，出于军事需要，齐长城上的一些关隘有时会被重新利用，时常加以维修和重建。到了清代齐长城的大规模修复，则发生在御捻战争期间。《修筑长城岭石墙记》就是一个史证。此碑是清朝同治年间章丘为防捻军而重修齐长城的记事碑，是目前现存的唯一一块齐长城史料记载的碑刻，是研究齐长城的重要史证，该碑有着相当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
《修筑长城岭石墙记》碑拓片
背景：清朝咸丰十年(1860)秋，淮北捻军七、八万人兵分三路，深入山东的泰沂山系以南地区。捻军这次军事行动，声势浩大，合股而至，分股而回，绕行千余里，“兖、沂、曹、济、泰各属二十六州县纷纷告警”，清廷大震，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发布上谕，命令“著就现有兵力，会合东省兵勇，将北路各要隘，严密布置，毋任匪踪阑入”。在这种背景下，清朝统治者自然想到了山东的齐长城，因为齐长城的一大特点是建筑在整个泰沂山区南北分水岭上，原本就是山东中部的一道天然屏障，更何况又有古代的长城巨防可资凭借利用。于是齐长城的许多段落尤其关隘要塞，便重修作为抵御捻军的工程。齐长城的修复和重建，主要集中在泰山东侧的章丘段。捻军由泰安一带进入泰山以北地区的一条重要通道是东趋莱芜，然后向北翻越长城岭进入章丘或博山。章丘方面防御的重点在锦阳关等几个重要的关口。
看点：咸丰十一年(1861)春，捻军进入莱芜，北上章丘，章丘人防守长城岭。捻军又从西南、西北进章丘，激战数月，后离去。这段历史志书多有记载。《章丘乡土志》记载：“国朝咸丰十一年，捻匪自西南一带窜入邑境，连陷城西马棚庄、城北张官庄土圩，杀伤甚众。城北刘王四庄人，素娴拳勇之技，与贼力战，自辰至酉，杀贼数百人。嗣，贼大股继至，众寡不敌，村中老幼杀无孑遗。贼闻僧忠亲王统兵至，始东窜。” 《孟子世家流寓章丘支谱》也记载：“咸丰辛酉秋，皖豫捻匪鸠十万人北犯，掠省垣而过。大吏敛兵闭城，不以一矢加遗，贼势益张。先是，镇人集众议团练，推幼冯公为之团长，联络遐迩，互为应援。警报至，公号召附近赴历城韩家庄设防，应声传至万余人。公负重创，殁于桥侧。……从死者数百人。”捻军几次扰境后，章丘知县、易州陈来忠应县民之请，启动重修长城岭长城的工程，“凡山径之可以出入非常者，皆墙而堵之，自仲夏迄仲秋，三阅月而工始竣”。
章丘县此次重修长城，工程浩大，自县城(绣惠)以南广袤数十里的几乎所有村庄都参与其事，捐资出力，罔不踊跃。每一段工程皆有承修的村庄，其中锦阳关、鲁地关、北门关、天门关、胡多罗岭、狼虎岭、燕窝子等处是重点修复的区段，尤其锦阳关因地处南北通衢，工程量最大，技术要求最高。如今，虽然时过150年，锦阳关长城依然保存比较完整。关西侧石砌墙体全长750米，最高处近5米，厚5米;女墙高2米，宽1.8米，厚0.8米;垛口间隔1.2米;瞭望孔宽0.3米，高0.2米。在地势较陡的斜坡处，女墙和站墙都随陡坡呈阶梯状逐渐升高;站墙北面建有人行道。北墙根，每隔一段距离，有石屋一处。所有建筑石材都是就地开凿，至今长城内侧还有大片的采石场遗址。
锦阳关东西长城之间原有以青石砌成的关门楼，也为咸丰同治之际所建，1921年重修，1938年毁于日寇侵华战火。据考，关楼通高8米，拱形门洞高6米，宽4米，进深8米。大门用厚厚的荆木板制成，门上方镶嵌一青石匾，匾上镌刻上“锦阳关”三个大字，并由绣惠豪门望族高氏家族(高赤城，时任兵马指挥，为孟洛川的亲舅)出资安上了锦阳关关门。只可惜，锦阳关在日本军占章丘时，被拆毁建了碉堡。2005年夏，锦阳关才又得以重修。
捻军活动示意图
《章丘县修筑长城岭石墙记》：
候补知府署济南府知府大兴吴载勋撰文
同知衔济南府章丘知县中牟仓景长书丹
今夫保界之术，非地利不足以言守，非人和不足与为守也。章丘之南有长城岭焉，即古所称长城、钜防，足以为塞者也。其城之在章境者，右界天罗顶，左趋劈林尖，绵亘周折，随岭起伏，峙章之南，若屏焉。呜乎，其可谓地利也已。辛丑春，皖寇入东境，扰及于莱芜。章之人相与守此岭以御之，贼不得入。然古墙已坏，基址仅存。寇既退，遂请于邑宰而修之。垒石筑土，高高下下，凡山径之可以出入非常者，皆墙而堵之。自仲夏迄仲秋，三阅月而工始竣。谋既佥同，成资众志。呜呼，其亦可谓人和也已。是役也，邑宰陈君为之倡率，而绅耆等分董其事，财输甲户，力效子来，暑雨栖栖，虽劳无怨，固足见章人风俗之厚。而董事诸君提纲挈领，图度经营，遂以保障全境，贻庥永久。城所谓思患豫防一劳永逸者矣。矧夫长城之起也，西自榆山，东渐海表，索带各邑，千有余里。各邑之民皆弃其险而不守，因而皖寇遂得浪奔豕突，肆掠而去。而章之士民独有志于设防扼险，力保身家，非因乎人和，恃乎地利，何以能此?以视乎流离颠沛转徒四方者，相去何如也。独是今天子体元立极，四海维新，弄兵潢池之徒行且翕然向化，而章之人方惶然曰修我坦墉，寇将至，不且讶为多事乎?然而，先王之教民也，惰者策之，恐其逸而忘劳也;昏者惕之，恐其安而忘危也。绵之诗曰，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盖言勤也。鸱鸮之诗曰，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牗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盖言豫也。章之士民有焉。
查南去山口凡十余处，而此处最为通衢，工程亦最钜。其余若鲁地胡多罗岭、狼虎岭、燕窝子、天门关等处，各有承修村庄，一律完整。是举也，自章城以南广袤数十里，皆与其事焉，捐资出力，罔不踊跃。若以力抵资，相准核计，所费悉啻钜万。厥后南贼屡次觊觎，终不敢入。而章人凭城以守，尤易为力。乃知此城之修，其所保全者大矣。虽章人好义，亦邑令陈侯有以作兴之也。陈侯劳心民事，德政甚多，此其一端云。同治甲子九月李恩紱记。
总理工程等(略)
大清同治三年岁在甲子九月吉日補立
四、临路行商，贸易辐辏
大寨是镇守锦阳关的大本营，作为古道上的关隘、驿站，首先以军事和政治目的而建，但却多为商人所用。战争和商旅自古以来就是交往传播文化的两大手段。
从出土的齐刀币的位置来看，是以锦阳关、穆陵关为把柄成扇形向外扩张的，锦阳关是齐国进出的重要通商关口。管仲、鲍叔牙合伙经商的据点是莱芜义和沟，有名的“分金台”，即是现在今方下镇蔺家楼和王家庄交界处。旧时商界的春联多因效法管、鲍二人以义为利的高风亮节而写上“管鲍遗风”。二人经商大概是往来于大驿站，出入锦阳关的。
大寨七十二店铺无文字记载，通过从历史的角度多方考证，明清期间，当时的铺店、客栈、钱庄、商贾、作坊都非常兴隆。从碑文上证实，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之前，大寨的钱庄5家;光绪元年(1875年)之前，大寨的钱庄11家;民国十四年(1925年)以前，大寨的钱庄9家;抗日战争时期只剩三家。
南街、北街的临街上几乎家家是大小车店、饭店、馍馍房，豆腐坊，共33家。其他如：药铺6家，染坊5家，木匠铺6家，铁匠铺4家，酒店3家，肉食店6家，盐店批发一处，洋线、洋油、洋火批发一处，油坊2处，酱菜铺3处，弹坊5处，灯轿铺3处，广货店12处。大多数都是从明清时就经营。还有不敢公开露面的赌场若干。
“七十二”是指多的意思，并非只是七十二的整数，统计起来，百余店铺还要多。
大寨店碑
据考证，大寨集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秋，距今已有160余年的历史，定一、六为市，立集捐资共100千，道光二十七年春立“义集碑”。
大寨集位于村内南北街及河滩，是章丘南部山区最古老的，互通有无的商品交易场所。优越的位置，丰富的物产、稠密人口形成了商贾云集之地。设有蔬菜市、杂货市、百货市、果品市、粮食市、牲口市、木货市。
立集之时，来卖东西的客商如果卖不了，就有首事人帮着卖，实在卖不了，由主事人将剩余的物品全部留下，最后摊卖。如果来买货物的，集上没有，首事人就商议去组织货源，这样坚持了二三年才把集立起来，使得东西南北百里之外的客商来赶大寨集。
义集碑
有交易就有钱庄、银号。大寨地处泰山山脉南北交通要冲，金融业随着交通便利和商业的兴起而发展。
从碑文中记载可知，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因立集在大寨庄的钱庄就有五家：青野村钱庄、三田广钱庄、黑峪村钱庄、蒲皇村钱庄、义兴号。清光绪元年(1875年)重修镇武阁碑载，大寨的钱庄有十一家捐款：双和堂、德圣号、聚兴号、春荣堂、广仁堂、同顺成、公义顺、广和号、集胜号、恒泰号、义和堂。民国十四年(1925年)，修西坡道碑载，大寨村的钱庄有九家捐资：福德厚、汇济号、德兴义仁记、恒昌号、励顺号、德盛恒、荣盛昌、聚兴昌、天聚成。抗日战争期间，钱庄只剩三家：福德厚，章丘城关人冯建本开;德盛恒，东田广张家开;第三家是福聚园，西田广牛嗣忠开。1941年10月，章丘独立营副营长郇新义公开叛变投敌，在大寨村点火烧南街东西胡同及孙家楼，掳掠牛、驴及财产，同时将“福德厚”钱庄和“德盛恒”钱庄的资本抢劫而去。自此大寨的钱庄再也没有恢复。
五、古迹众多，传承有序
大寨村至今还保存着众多文物古迹，像南街、北街古街道、南井碑群，以及明清古宅多处。
以镇武阁为拐点，分成南街、北街。南街，南北走向，长300米。北街，东西走向，长220米。章莱公路从村内南街、北街直接通过。
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碑文载，南街由孙盛德首捐50贯，其他人捐资100贯，铺就了两道辙石的石铺路。北街上有清末药铺，奇石砖雕砖镶门，塔头檐有“日升”“月恒”字样。明清时期，南街、北街店铺林立，南来北往的客商络绎不绝。每到夜晚，商客都是满店而宿。
解放战争期间，战事频仍，像拉锯一样的南来北往。当街标语也频仍轮换，唯有一幅标语存在的时间最长，即：“打开济南府，活捉王耀武”，一直存在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南井有众多碑刻。如修路捐资碑、凿井功德碑等。此外还有井王庙、古宅等。
该村是历史文化厚重，村内有镇武阁、七圣堂、土地庙、罗汉殿、观音堂等建筑。
镇武阁，原名玄帝阁，位于长泰桥北侧，七圣堂西侧，是石灰岩、细料石干砌成拱形二层阁楼，“大寨店”匾额就镶嵌在镇武阁背面。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二月，日本人进入山东，镇守济南的韩复榘部队不战而逃，逃兵们说镇武阁妨碍汽车通行，当时村长社头不愿意做这种通融之事，逃兵们就强迫百姓将镇武阁扒掉。同样是在这条章莱公路线上的三德范玄帝阁也不比大寨镇武阁宽，也不比镇武阁高，逃兵从北往南先经三德范玄帝阁，却安然无恙。扒掉阁后将“镇武爷”暂请到七圣堂庙中的东北头北屋里安置。等时机再恢复到原处，从那以后连年战争至新中国成立，“镇武爷”的神像再也没有回到镇武阁上去。
七圣堂原址是观音堂，据碑文记载：明朝万历四十二年创建，乾隆、嘉庆、光绪年间重修。据碑刻记载，堂内供奉观音、关帝、孔子、增福、平福、牛王、土地七位神灵。每年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日，善男信女前来许愿，钟磬之声不断，香火兴旺。
七圣堂
长泰桥位于村东西河上，桥南北走向，为三孔拱形石筑桥。旧时客商来往必经此桥。1832年(道光十二年)重修长泰桥碑记载：“章邑大寨庄者，道贯南北两京，路达远近十省，周围商贾接踵而至，车马蚁行而来。”
上世纪90年代长泰桥
重修长泰桥碑
六，禁赌碑刻，端风正俗
由于大寨商业繁荣，资金流动较快，明清滋生了赌博的不良风气，有的赌光之后流浪他乡，有的下关东另谋生活，有的连老婆孩子也输给人家。为此百姓深恶痛绝，于是村人于光绪九年报请县衙批准立禁赌告示牌，指出了赌博的危害及惩治措施，并有全村32个家族族长签名立于碑上。县衙批示“倘有无耻之辈仍然前辄陋习，设局妄为，一经查出或者被告发，一定按律究办，本县言出法随，绝不宽恕。”保存完好的清朝禁赌碑对今人有警示作用。
背景：追溯历史，赌博之害，由来已久，虽朝代更替，此风不绝。中国古代最早的博戏“六博”，相传出于夏朝末期乌曹之手。乌曹乃夏朝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的大臣。可见，赌博游戏在中国已有 3500 多年的历史了。《唐律疏议》中的“博戏赌财物”一条，首次把“博”与“赌”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法律条文，可视为赌博一词的雏形。章丘境内，特别是在明清时期，赌博尤甚。至清朝中晚期，赌风愈演愈烈，贻害无穷。赌风一盛，淳朴的民风不再，鸡鸣狗盗之事蜂起，社会秩序破坏殆尽。故民众对此深恶痛绝，屡起禁伐之声。于是地方乡贤及有识之士拍案而起，或联名上书官衙，痛陈聚赌之害，由官府批示谕禁，以端风化;或村民联名同立禁碑，以儆效尤。大寨村《禁赌碑》，就是当时民间禁赌之物证。碑文如下：
《禁赌碑》拓片
钦加同知御蒙阴县调署济南府章丘县正堂加七级记录十次乔(此为旧时告示的格式)：为出示晓谕(晓谕：明白地告知)严禁，以安良民而端风化事，据明四里大寨庄民陈方美、孙发清、赵殿文、黄书田、张怀英、王和、王茂、闫佩福等呈尔：切身(与自己密切相关的)等庄，业习耕织风尚，俭朴由来已久。惟恐奢华之辈不事农业，设局赌博，此风一开，无弊不出，洵可为恨。身等公立条规，凡在庄中，无论老幼、贫富，不惟不准设局会赌，即掷骰、斗牌、些屑小博，凡称为赌钱之事，皆列禁止条内，一概不准，倘有故犯，定引送官治叩恳。
仁台(对抚台的尊称)恩准出示勒石，以垂久远，均感无级，等情到县。据此，除呈批示外，启可行出示严禁。为此，示仰该庄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尔等务勤厥(厥：其、这之意)职，安分守业，徜有无耻之辈仍蹈前辙，局赌妄为，一经查出或被告发，定行按律究办。本县言出法随，决不宽宥(宽宥：宽恕、饶恕)，万勿视为具文，自罹法网，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光绪九年(1883年)十二月十四日示。
在碑的背面是《戒赌十条》：
一坏心术，二丧品行，三伤性命，四玷祖宗，五失家教，六汤家产，七生事变，八离骨肉，九犯国法，十遭天遣。庞德公诗曰：“凡人百艺好随身，赌博门中莫去亲。能使英雄为下贱，解教富贵作饥贫。衣衫褴褛亲朋笑，田地消磨骨肉嗔。不信但看乡党内，眼前衰败几多人。”
解读：在碑文中，有庞德公《诫子诗》的前半部分。庞德公《诫子诗》全文如下：
“凡人百艺好随身，赌博门中莫去亲。能使英雄为下贱，解教富贵作饥贫。衣衫褴褛亲朋笑，田地消磨骨肉嗔。不信但看乡党内，眼前衰败几多人。一样人身几样心，一般茶饭一般人，同时天光同时夜，几人富贵几人贫。君子贫时有礼义，小人乍富便欺人。东海龙王常在世，得时休笑失时人。大家忍耐和同过，知他谁是百年人。瘦地开花晚，贫穷发福迟。莫道蛇无角，成龙也未知。但看天上月，团圆有缺时。”
《戒赌十条》碑
庞德公，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东汉名士，大约生活在汉灵帝建宁至三国蜀汉昭烈帝章武年间。荆州刺史刘表数次请他进府，皆不就。刘表问不肯官禄，后世何以留子孙，他回答说：世人留给子孙的是贪图享乐、好逸恶劳的坏习惯，我留给子孙的是耕读传家、过安居乐业的生活，所留不同罢了。庞德公与当时隐居襄阳的徐庶、司马徽、诸葛亮过从甚密。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娶诸葛亮二姐为妻。学者谭良啸认为庞德公实际上就是诸葛亮的老师。至今，在襄阳城有庞德公纪念祠堂。
纵观此禁赌碑，可谓言简意赅。其内容至少可见四点：一、赌博危害之烈。素有民风淳朴的乡村，由于赌棍麋集，劣迹频闻，以致风俗大变，禁赌已势在必行。二、禁赌民心之齐。立碑同人为全庄人，可谓同仇敌忾，群起攻之，足见禁赌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三、查办赌徒之严。只有查实严究，才能震慑顽劣。禁令规定，不论窝赌窝贼，将一网打尽，并将房产充公。这样擒首端窝，可谓治标治本。四、禁赌决心之坚。首事同人不仅召集村民广为宣传，还立碑永久警示，并从严约束，如有违禁，不得循情宽宥，“无论亲眷厚薄，均罚京钱”，表明禁赌之决心，坚不可摧。据史料记载：清朝皇帝有鉴于明亡教训，在诸多方面整纲肃纪，励精图治。康熙、雍正两朝都严禁赌博。康熙“莅位之初，即用为大禁”。“由是斗狠酗博之羌民，屏息而不敢出，内则五城衙巷市井之贼日稀，外则商旅恬安，宵行夜宿，少遭劫盗，田畴益治，并里宴眠。”大寨禁赌碑作为重要的史证，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段社情历史的记述，更重要的是警示后人，要以史为鉴，匡正祛邪。
大寨村自古还流传着“姜太公在此”“孟姜女哭长城”等民间传说。 如今，大寨作为古文化蕴藏丰厚之地，现已成为章丘南部山区重要的自然人文旅游区。
孟姜女碑
牌楼
金湾小区
长湾大坝
碑墙
(翟伯成：章丘区政协副秘书长、文史办主任，文联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