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与春节文化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铁梁
一、春节时空与文化感受
在今年6月召开的“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座谈会上，我作了题为“感受春节”的发言，是着重从人们的主观感受和身体参与的角度来讨论春节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强调了要站在大众的立场，认为如果不能体会大众对于春节以及日常生活的感受，那么对于春节活动所做出的任何批评和建议都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或不切实际的。关于大众在春节期间的文化感受，我的概括是：归家感与亲情感、历史感与尊严感、狂欢感与参与感等，这些感受既源自个人在传统社会中的日常生活经验，也在节日中得到了身体记忆意义上的强化、自省与升华。春节文化传统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都具有塑造其民族性格的意义，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
现在我想进一步说明，不能离开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关系结构和交往方式的改变，孤立地观察春节文化的变化。不妨从春节文化本身的时空结构说起。春节作为全社会的集体通过仪式，突出地表现于家庭和地域社会这两个时空场合。当然，这种节日时空的形成是中华农耕文明历史演变的结果，突显出所有个人在“家”、“乡里”和“天下”当中的生存位置。近代以来，尽管在政治、经济、社会上发生了很多变革，但是村庄并没有解体，春节民俗的时空结构长期得以保持，表现出传统的强大惯性。在进入全球化体系的今天，这种春节民俗的时空形式却开始与日常生活秩序失去紧密联系。现在的人们觉得“年味淡了”，固然是由于日常的物质生活已经非常丰富，以前那种在节日中的享受感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但主要还是由于个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感与角色感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改变。市场经济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相配合，正在构建起突显个人权益的公民社会体系，冲击了原有乡土社会的关系和秩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春节期间唤回原来那些角色感就很不现实。以前是一家人的“忙年”和亲友邻里间的礼尚往来的“拜年”，现在是，一方面想从这样的过年习俗中逃离出来，另一方面又想借助春节从日常奔波劳累而缺乏亲情的处境中逃离出来，这谈何容易!
一方面是家庭的小型化、残缺化;另一方面是村落等传统社区的松散化，新的家庭和社区生活秩序在重建过程中还一时不能填补人们在情感上的缺失。这反映出在现有的发展模式中，经济增长的指标可能挤压了社会发展的指标。所以，我们不能脱离开对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模式的讨论，简单地批评春节文化的缺失。年味淡了，既是一个具有发展指标意义的客观事实，也是社会大众比较普遍的主观感受，反映出人们对于春节文化期待值的增高，但是这种感受也是一种促成文化自觉和社会合理发展的强大力量。由于这些切身的感受都源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因而就成为我们进行文化协商与社会批评的原动力，可以转化为全社会对于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也可以促成全社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极大关注。事实上，这种感同身受的文化力量，已表现于当下春节期间的公共话语之上，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意义的新年味。
二、节日文化的人民主体性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正在发生巨变。但是也应该看到，各地人民正在有所选择和创造性地运用自身的民俗文化，使之继续发挥出加强地方社会认同和加强互助关系的内在价值。包括节日走亲、结社表演、婚丧嫁娶、生日贺礼、拜师学艺、口述故事等民俗，不仅没有消失而且非常热火，这些行动都维系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春节作为全民族最盛大的节日，更是在各个地方呈现出缤纷的色彩，体现出大众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上的主体作用。这说明，在公民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民俗文化所承载的传统亲情关系是不能被破坏的基础。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家庭与传统社区一方面作为利益攸关的经济主体，一方面作为社会文化传承的归属性群体，是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的。因此依托于家庭和传统社区中的民俗文化，特别是依靠地方传承而实现其内在价值的春节文化也就不会消失。相反的情况是，某些民俗文化形式由于受科技进步与社会关系结构变化的影响，也会消失和发生新变。不切实际地保留或恢复这些民俗形式并不是解决文化危机的根本办法。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对于原有的文化必然要有所取舍有所创新，但必须尊重人民的意愿。
在如何继承与创新春节文化的实践上，政府和各方面社会力量的介入都会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前提条件是以全体人民的感情和愿望为出发点。近年来，各级政府在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中，为满足人民过好春节的愿望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但是仍需要进一步深入基层，大力吸收那些来自老百姓的文化经验，进一步搭建起“拥政爱民”的春节文化平台。文化学术界的人士也应该站在人民主体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文化阐释权威的立场上，身体力行地参与春节文化活动，将自己的才艺和学识回馈社会，服务人民。这才是对于民俗文化的真正保护。产业界人士在使用春节文化资源的过程中，也必须将文化的尊严摆在首位，避免过度和掠夺性的开发，为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当前春节文化活动的基本经验
伴随着中华民族从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的根本转型，乡土社会中的春节正在向公民社会中的春节演变，集中地反映出每一个中国人生活处境的深刻变化。春节作为全社会参与的文化行动，当下出现了哪些新的特征呢?总的来说，由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市场经济体系的拓展、城乡人口流动的加强、交通工具的发达等原因，人们在春节期间的活动，在保持万家团圆和举国同庆等基本特征的同时，也出现了与平日里生活方式的变化更加趋同的表现。大体来说，就是人们在春节期间的行为具有了更多的开放性、多元性、公共性、消费性等特征。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各地组织的公共性春节文化活动日益增多，居民由此进到了空前开放的节日仪式与节日交往的场域。这是春节活动形式上所发生的最大变化。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进行春节文化活动的创意和组织上，大多注意到当代人精神需求与交往方式的变化，着眼于人民大众的春节文化需求，在挖掘传统的地方性民俗和文化底蕴上下足功夫，赋予其新的时代性意义，吸引各种社会力量的投入和参与，提供给全社会以春节为主题的公共文化产品。例如，山东近两年策划和实施的“好客山东贺年会”旅游活动的经验就十分值得注意。这一活动是率先在一个省的地域范围里开展，具有大气魄、大手笔，凸显了整个山东既统一又丰满的春节文化形象。既是以山东人民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多样统一为传统根据，也是以转变本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建设文化强省的目标为主导方向。从目的与效果来看，这种创意不全是在经济效益上面，也是在振奋全省人民的精神上面。从切入点来说，其实是注意了游客的一种社会心理。试想，当现代旅游消费或服务的生活方式已影响千家万户的时候，节日里“串亲戚”、“逛庙会”的出行的民俗习惯就可能被结合到旅游当中来。这个经验可以在旅游业中进一步推广，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结合点上，通过运用中国人注重亲情和友情的传统，使游客和接待者都能进入串亲戚式旅游的新境界。
在体恤民情民意，扶持地方特色春节文化方面，许多地方政府和文化部门都发挥出主导的职能作用。春节文化活动的成功举办，成为许多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整体建设成就的重要标志，给当地全体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幸福感和文化自信。例如，广东省三大民系的春节民俗都具有各自的群体特色。广府人的迎春花市，客家人的大盆菜宴席，潮汕人的大锣鼓春游等，世代沿袭，今天在文化部门的呵护和鼓励下，对于这些有情有义的文化符号的运用都加强了海内外华人的认同，加快了社会和谐发展的脚步。在佛山市，所保留和发扬的当地春节习俗形式异常丰富，分为腊月迎春、新正贺岁、酬神祈福三个部分，呈现出鲜明的岭南特色。政府部门注重利用年俗组织大型公共活动以加强民众对佛山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如当地独有的称作“行通济”的元宵娱乐和酬神活动。“佛山醒狮团”还多次到海外参加节日狂欢，扮演了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山西孝义市以“突出孝义文化，展示孝义魅力;弘扬孝义精神，助推跨越腾飞”为理念，举办了两届孝义年俗文化节，营造出城乡互动、全民同乐的浓郁节日文化氛围。
所有这些经验，都体现出政府服务于社会大众，满足当代人精神文化需求的职能意识。立足于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大力进行调动和组织工作，发挥文化引领时代风气的作用，使本地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相互协调和促进的科学发展局面。
四、春节生活与文化心态
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我们继承和发扬自身文化优良传统，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这是我们讨论春节文化的一个基本认识。深入了解人民大众的文化处境与文化需求，是决定春节文化如何传承与创新的根本依据。人民大众是春节文化向前发展的实践主体，春节文化活动的成效如何，要以人民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的标准来检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文化人才队伍，包括从事民俗学专业的同志有必要在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生活中，进一步调整好自己的文化心态，尽可能避免对待民俗文化传统的片面性认识，特别是要避免提出脱离社会生活发展现实的文化主张。当前，主要是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有过分泛化的倾向。例如春节也成为了这种遗产就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还有如建立生态文化博物馆的做法也十分值得商榷。
本人在民俗调查中发现，绝大部分老百姓虽然也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事情，但是他们的文化心态并没有受到这一事情的很大影响。我的看法是，他们并非不懂得民俗文化的价值，而是他们也懂得民俗文化必然在发展求变的生活中发生变化，懂得民俗文化应该如何被取舍、被合理运用。其实，对于一个地方社会来说，保护民俗文化的根本意义在于保护一个地方社会共同的历史记忆，将这种记忆变为发展的动力和依据。但是这种历史记忆并不能单靠几个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俗形式所承载，而需要社区全体民众普遍参与的文化实践，例如通过个人生活史的讲述而丰富这种记忆，即一个集体对于共同经历的生活变化的记忆。
五、春节与历史记忆——以沁水营村为例
今年暑假里，我曾前往北京大兴区长子营镇沁水营村，我感觉这个村庄的文化就是特别能代表当代农民文化心态的一个例子。这个村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社会与文化各个方面取得发展，民俗文化的延续与变化与此同步，村民们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比较自觉。这特别表现在他们在文化大院中所陈列的村史展板和不同时期所使用过的各种民俗工具和生活用具之上。我们从这些展览陈列中，更是在与村民的交谈中了解了他们对于村庄历史的丰富记忆。
沁水营村是明朝初年从山西省沁水县迁徙来的移民村落，当时共有16个姓，18户人家。属凤河两岸所谓“七十二连营”的一系列移民村之一。这一历史不仅成为村民的口碑，而且在《明太祖实录》等古代文献中也有所记载。关于从山西移民于此的传说，与华北地区普遍流传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移民传说交织在一起，作为沁水营村最久远的集体记忆，两年前被书写和图画在村委会旁边文化大院的院墙上。
具有村落认同感的标志性民俗文化，是据说形成于明代、兴盛于清代的一种“叉会”。村民们都相信他们的叉会曾经受邀参加慈禧太后66岁寿诞庆典，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赐予该会一把“龙叉”和一面上书“神叉老会”四个字的旗帜，从此名声大振。令村民们难忘的，还有在1951年本村里成立的评剧团，参加剧团的村民达40人之多，表演过《小女婿》、《刘巧儿》、《兄妹开荒》、《打城隍》等现代戏和《刘云打母》、《小放牛》、《三岔口》、《锯大缸》等古装戏。在农历三月三、六月六、八月十五、春节时，村里搭台唱戏，附近十里八村的村民都来观看。可惜剧团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散，以后一直没有恢复。
2009年建起的文化大院，是现在沁水营村开展公共文化活动的中心。东大院中有一排棚子房，展览不同时期使用过的生活设备，有水井和辘轳、压水机、石碾、石磨、铁匠用的风箱和砧子、打土墙用的木板、旧式土炕等。图书室和阅览室也在这个院子里。此外还有棋牌室，数字电影厅。院子里还有篮球场、羽毛球场。每天晚上都有村民，主要是妇女前来跳舞。
西大院中有南北两个展厅。南展厅有“沁水营村大事记”展板，展出村里历年来获得的奖状、奖旗、奖杯等，还有清朝和民国时期买卖土地的契约，土改时的土地证，民国时期和解放后的结婚证，上世纪60年代的粮票、布票、农业券、工业券、自行车执照等。还有当年村办工厂时织过的地毯及工具，不同年代学生们用的桌凳等。北展厅陈列有两部分民俗文物，一部分是在不同时期使用过的生活用品，如煤油灯、玻璃罩灯、烧水用的铜窜子、旧电话机、第一代黑白电视机等。另一部分是农具，如木犁、耘锄，场院上的木叉等，大牲畜拉车用的各种器具和绳套等。
关于春节的变化，老书记说：“现在讲给小孩子们听，他们还真是不爱听。”他向我描述了以前过年的情景。“那时候是盼过年，小孩子能穿上新衣服，有了零花钱。那时候还是点煤油灯的时代，平时舍不得老点着，但是三十晚上一定要点一宿，哪儿有亮哪儿有人，街上还点起柴火堆，大家围着说说笑笑。院子里铺上芝麻秸，叫‘踩祟’，其实是让你知道来个人了。”我问，那时候年夜饭上有没有鱼，他说以前村子周围哪儿都是水，有草鱼、大黄鳝等二十多种鱼，都是野生的，饭桌上也不显得稀罕。现在不行了，河水被污染，鱼都没了。老书记告诉我，现在村里有的人家也不办年货，不做年夜饭了，上饭馆包上一桌，总之是多元化了。
正是出于这类的记忆和感受，老书记非常重视公共文化的建设，特别是将公共文化的发展与村落历史与民俗文化的记忆看作是一件事情。例如村子里还保留当年知青住过的集体宿舍，当年中央五七大学舞蹈学校开门办学留下的大院就是现在村委会和幼儿园的所在地。
举出这个例子，无非是想证明：人们对于春节的感受与日常生活的变化密切相关，也与对于历史记忆的实践密切相关。从文化心态来说，沁水营村并不拥有被政府和专家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他们在社会发展的同时注意保护民俗文化的做法尤其令人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