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年称 发展年俗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节庆委员会主任 李汉秋
中央号召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深入挖掘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弘扬中华文化。发展中华年俗文化和其他传统节庆文化，是个改变“西强我弱”文化局面的有效环节，可以促进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一、正名为中华年
年是什么?自然经济时代人们的生活周期离不开自然的节律，地球上时序更新的周期大约三百六十多天，这也就逐渐成为人类生活的自然周期“年”。中华民族早谙这个周期，在这“天增岁月人增寿”之时，回顾总结往年，规划祈愿来年，年复一年的“过年”积累成年俗文化，其核心是年终岁首辞旧迎新的“年”。
中华历史上过“年”的传统大约总有三千年了。《说文》：“年，谷熟也。”“年”的本义是农作物的丰收。古时禾谷一年一熟，人们就将禾谷成熟一次称为一年。这是农耕民族先民的习惯。《尔雅·释天》：“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可见在周朝就正式将自然周期称为“年”。农历伴随中华民族走过漫长的历史岁月，是废不了也不应该废的，农历年的“年”地位也不应该废，积累数千年的年俗文化离开这个“年”字，就失去了根源，失去了核心。“年”是统领“节”的，失去这个“年”，中华年节体系也就群龙无首了。
自从屡被列强的大炮轰开大门后，中国轻贱自己传统文化包括传统节日的潮流时起时伏，影响近现代大约百年。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引进西洋历法，以阳历为标准纪年，将1912年1月1日定为民国元年元旦。那时还算好，新旧二历并存。官方用阳历，民间社会仍习惯用农历。与双历制相适应的是两套节日系统，传统节日都是按农历系统。农历又被称为阴历、旧历。
袁世凯篡权后，1914年的文件规定：“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由此，延续几千年的农历新年被降格为“春节”，“年”、“元旦”的名称硬被夺走，安在阳历1月1日头上。但是在传统社会“百姓皆不以为然”，仍然按农历过自己的年。
1928年内政部呈文称：“一般社会，几不知国历为何事”，决定“废除旧历，普用国历”，“将一切旧历年节”活动，“按照国历日期举行”，“例如旧历年元旦日应有之各样点缀品及正月间一切热闹娱乐举动，可移至国历新年一月内举行。”而且派警察，强迫已歇业过年的商店开门营业，把一些年货强行捣毁，“一时间人心惶惶，将一个欢天喜地的新年弄出啼笑皆非之状”(文载道《风土小记》)。即便如此，老百姓还是顽强地不依不饶地延续自己的民俗年。到1934年初，国民政府不得不停止强制废除农历年的做法，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1949年制定的年节放假办法，春节作为唯一的传统节日列入法定假日。到“文化大革命”初的1967年，当局告示：春节不放假,以破除“过年”这种旧风俗、旧习惯。但民间社会依然延续着民族文化的血脉不肯舍弃“年”，在老百姓心中口中的“过年”、“拜年”、“年三十”、“大年初一”等等指的仍然是农历年。
时至今日，废除农历的声音已难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每天新闻联播一开始就同时报了双历：阳历和农历。一般日历也都双历并印.既然承认双历制，也就顺理成章地要承认双“年”制，要恢复农历年“年”的地位。2010年，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中央文明办等七部委发布了《关于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方案》，明确春节的主题是“辞旧迎新”。正是因为过“年”所以才有“辞旧迎新”。每年外国元首大多数也是在此时祝贺华人过年。鉴于上述种种，建议中央：因势利导，通过一定的方式，正式确认双“年”制;在官方话语系统将传统的年正名为“中华年”、“农历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民俗年，共同的精神家园。作为过渡，“春节”暂且并用不悖。
二、年俗主题辞旧迎新
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周而复始，这是生活的一个自然段落。年终岁首是辞旧迎新、“天增岁月人增寿”之时，也是庆享一年成果、规划新年生活、燃起新的期望之时。年复一年的仪式，积累成“过年”习俗，不断积累文化内涵，形成年俗文化，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愿景”——祈愿的生活状态。其中充盈着对生活的愿望、理想和心理祈求，积淀着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民族精神、民族情感。连绵几千年的中国年俗文化所积淀的民族心理祈愿是很丰富的。择要而言，一方面是丰衣足食。这在习俗上表现为穿新衣、备年货，吃年夜饭要年年有鱼(“余”的谐音)，正月初一要吃年糕(“高”的谐音)，祈望年年富裕有余，一年更比一年高。另一方面是团圆平安、和谐吉祥。合家团圆吃年夜饭、守岁，尽享天伦之乐。拜年氛围中的人际和谐关系：尊老爱幼，团结和睦，彬彬有礼，互致祝贺，洋溢着亲情、友情、温馨，一扫粗野、嫌恶、仇怨。贴春联、贴“福”字、剪窗花、挂灯笼、放炮仗、逛庙会、赏花灯、看演出，“和谐乾坤福滿天”，充盈着求吉迎祥、普天同乐、天人和谐的气氛。年俗文化心理的以上两个方面，可以分别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内在动力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资源。
眼下我国大部分地区人们已减淡对过年时丰衣足食的祈求,而加重了精神文化的祈求。对传统的家庭年俗，我们在继承时也需加以发展。例如，借家庭团聚之机发展家庭文化，把对祖先的祭拜提升为发扬优良祖德家风，把对长辈的拜年提升到尊老爱幼，并且创造出相适应的家庭文化载体。流行的送压岁钱的做法，易导致只重钱数，不重情份，我们可以提倡改送“压岁礼”――送给孩子最需要、最希冀的礼品。这就要求大人须关心孩子的需要和希冀，像杨白劳送喜儿红头绳，礼轻爱心重，孩子可由此感受亲情爱心。
三、大力发展年俗文化
六中全会决定提出：“依托重大节庆和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组织开展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中华年既是最重大的民族节日，又历来是民族民间文化的大荟萃，年假日要办好丰富的年俗文化活动，以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团拜是好方式，可以增进人际和谐、群体凝聚力，除了单位团拜之外，可鼓励发展各种层面的团拜，如亲朋团拜、邻里团拜、社区团拜等等。
庙会是大型的群众性年俗活动，是最重要的群众性、普及性文化娱乐活动，要重点办好。现在的庙会刚处于被长期废止之后的恢复阶段，远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期望。要调集人才，精心设计，大力创新，与时俱进。
科技创新是庙会发展的重要引擎，要实施科技带动战略，促进科技与年俗文化相融合，普遍提高庙会的科技含量。可与科技馆、文化馆合作举办科技庙会、文化庙会，或庙会中的科技区域，例如引进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幻境极光等项目，要让人，特别是孩子，觉得好玩，有吸引力。
鼓励创建年俗文化产业，促进年俗文化产业化、专业化，建立一支专业人才队伍。可以与文化企业、教育单位联手办庙会，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年俗文化创新体系。
发挥人民群众参与和创造年俗文化的积极性，以年节为契机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年俗文化、庙会活动要与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紧密结合。贵在参与，参与就快乐。引导群众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群众性文化活动选出节目到庙会表演展示，他们是庙会的主角，庙会是他们的舞台。
元宵是过年和冬闲时期群众性文艺活动的大会演、大检阅，人们以娱乐嬉闹的方式为年假作总结。如果说春节重在家人亲友的团聚，那么元宵就是城乡社会化的公众活动。自汉文帝以来，“与民同乐”成为元宵节的传统，由于元宵夜突破日常的生活禁忌，“元宵闹夜”成为中国传统节日中难得的文化景观。元宵节俗活动通常在公共场所进行，如踏月走桥、看花灯、猜灯谜，耍龙灯、扭秧歌、台阁社戏及放焰火等等，“闹元宵”成为元宵节俗的特征。元宵的喧闹以及元宵美食，在传统社会均有着祈求丰年、期盼太平的动机与寓意。
我们应发展元宵的这一文化特质，将此传统发展成为“亲民”的大联欢。有意识地为城乡居民拓展社交娱乐的空间，有组织地开展群众文艺大会演、民俗活动大巡游(如社火)等。鼓励广大群众参与，让传统的“闹元宵”变成城乡的“狂欢节”，这有益于活跃民族精神、建设和谐社会。
六中全会决定“制定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和绩效考核办法”，“把文化改革发展成效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休系，作为衡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业绩的重要依据。”这非常必要。现在有些地方干部只看重有经济效益和关乎绩效的节庆活动，建议把以年俗为代表的传统节日文化建设的业绩，纳入上述考核评价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