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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时空中年节文化的变迁

山东旅游信息 山东自驾游 13年前 (2011-11-01) 165次浏览 0个评论

现代时空中年节文化的变迁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 李松

  摘要:“年”与“春节”这两个分别代表传统和现代的二元时间结构不仅模塑着当下人们的节日生活,也制约着人们对于节日空间的感知和认识。对于在城市中过年的人来说,现代社会组织以及国家行政体系,弱化了传统节日组织结构与日常生产生活的密切联系;现代社会条件下各种关系的疏远和在空间上的分离,造成了年节文化的巨变。而对于回到农村过年的人来说,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通行于城市的放假制度构成了支配其节日行为的时间权力。本文通过分析出现这种年节文化困境的原因,探讨了调整节日时间制度的必要性,以及恢复精神节日传统的重要性。

  关键词:双重时间制度 时间权力 人类精神时间制度

  将个人生活与社会和历史放在一起思考,是人们在面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困扰时,常常采用的思维方式,以理解和把握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中国传统节日的变迁,给全社会带来的体验和感受也不例外。纠结在“古今中外”的关系之中,传统节日作为文化传统的载体,最为敏感地凸显着文化迅速而深刻的变迁。年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体系中最为重要的节日,对“年味”的认知和难以割舍,既抽象又切实地反映着这种困扰。诚然,没有任何历史时期有这么多人同时面对社会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其速度大大超出人们所认同的传统价值体系的自我调适速度。文化断裂以精神家园缺失的状态困扰着社会的各个阶层,在矛盾中前行的现代化进程,日益强烈的文化的诉求聚焦在传统节日这一文化载体上,虽尤显突出,但并不足为奇。

  一、双重的时间制度

  作为一种时间制度,“年”与“春节”这两个看似简单的基本概念,反应了在时间观念上的二元结构,切实而又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中国。元旦、新年、国家制度意义上的年,随着辛亥革命之后,公元纪年开始使用,导致文化意义上的年不得不以“春节”替代,时间认同上的二元结构,非个人性的变化,被每个人经历着,深刻地影响着年节文化的变迁,在基本文化认同上,中国人深厚地继承着与“年”相关的文化认同,旧有的感觉与思维方式,至少在新与旧的周期性交替的时间节点上,对传统“年”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不用理性的思考,中国年意指阴历除夕或正月初一,守岁也自然在这一时刻。过大年、过节、过春节而非单纯的假期观念,国际上把“春节”意译为“中国年”倒是准确地表述了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与此同时,国家财政年度、预算、新年、元旦等“年”的观念也清晰地规定了时间制度,两者交替使用,在时间观念上的冲突自然在社会生活有所表现。城市化条件下,人们同时模糊地交替使用年这一时间概念,并不刻意区分新旧。但在精神意义上,新旧之交无疑发生在除夕之夜。核心观念和中国传统天干地支的时间制度与本命年一起联接了所有社会成员,尤其是几乎与全体社会成员密切联系的属性,是按照旧历计算,本命年等文化意识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认同作用且根深蒂固。新一年的开端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所给予的社会心理暗示,都发生在这一时刻,甚至,很多现代企业都是在春节前才将年度财政预算做出来,而不是在元旦之后;国家的团拜、慰问等社会组织的年节活动,也不可避免地模糊地与旧历联接;国家一年一度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也被安排在春节过后的三月,并以此作为一年政府工作的开始。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新年(元旦)的概念更是几乎不具有实际的意义。就此,历史的和社会的考量,化解国人关于年和春节的困惑,答案必然与双重时间制度的和谐有重要关系。以顺应传统、以人为本、和谐发展为原则,轻元旦,重“春节”(中国年);观念上应摒弃关于“新”、“旧”的对立思维,只要在技术上与社会发展的国际化进程不产生矛盾,就应该尽可能地遵循中华民族自我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在具有国家标志性的节日安排上,在国家制度层面应尽量尊重传统,表现近民亲民、与民同乐的执政理念。像守岁、倒计时等关键时间节点,尤其是在现代传媒条件下,要尽力构建举国祝福、和谐发展的关键阶段。国家意识在这一时间节点的充分表现,必然得到社会普遍认同,其社会效益是不可估量的。

  二、社会组织与节日空间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和结构变迁的快速发展期,由于剧烈的城市化过程和日益繁杂的社会分工,人们往往被置于家庭、家族、社区、工作单位等各种各样社会群体和组织当中,而且需要在其中扮演多重社会角色,反过来,这些不同的社会组织又模塑了我们当下的种种社会行为。节日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集体性社会活动自然也不例外。在春节中,历史地观察社会组织在节日中的角色和作用,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现代化进程中,参与节日的社会组织的多元化以及这种多元所带来的文化变迁与困惑。

  与传统农村社区相比,在城市化条件下现代社会组织以及国家行政体系,与传统的节日组织有很大差异,传统节日组织结构主要与家庭、家族、社区以及日常生产生活密切联系,互为关系。现代社会条件下各种关系的疏远以及在空间上的分离,实质上是节日文化巨变的社会基础。例如在城市空间,实质上倒置了传统年节的功能性的时间安排。或许由于元旦和春节在时间上接近,城市中的各类社会组织,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元旦和春节当做两个连续的节日来看待,这表现为在元旦之后到春节来临之前的这段时间里,由各个社会组织(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发起的围绕“年”而展开的庆贺、娱乐等社交活动逐渐繁多起来。这其中既包括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节日联谊、礼物互换,企业对客户的节日问候、登门拜访;也包括组织内部下级对上级的联络和走访;以及为迎接新年、团聚人气而举办的年会大联欢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些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将会伴随着春节长假的到来而达到顶峰,并在国家法定假期开始后(大年三十)基本终止,而在此后一直到正月初七假期结束的时间里,组织与具有组织认同的组织成员之间的交流彻底消失了,只是少部分地保留了亲属之间的选择性交流。而春晚、庙会等由公共资源提供的节日文化服务,由于无法建立与组织(社区)成员具有归属感、参与性、认同、区别、互动性质的直接联系,必然只能成为一种可选择的文化消费。结果,节日变成了假期,驱动节日行为的主体迅速地个人化了。真正当春节开始的时候,回家、回小区过节已经变成了一种高度个体化的行为。按照春节的文化传统,从正月初一到十五的这段时间,本该是由家庭到家族,再到社区各路社团组织的庆祝和娱乐活动轮番上演、次第展开的时候。这与现行的春节假期制度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由于现行的放假制度切断和改变了原本连续的节日时间,使得理应在进入正月才开始的大量的社交活动被迫提前到了正月前举行,从而致使整个节日发生断裂。虽然近年来政府为了丰富市民春节期间的文化活动组织了很多兼具文艺表演和商业性质的庙会,然而,与传统的由社团自发组织的春节庙会不同,新庙会直接面对的是孤零零的个人,社会组织的黏合作用被从中抽离,它最终变成了地方政府提供的一种公共服务。从实质上说,新庙会只能被称为长假庙会而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庙会。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广大的城市居民并没有一个共同文化习惯和空间认同,城市居民们甚至无法拥有一个有文化认同的完整的节日空间。悠久的节日传统和新生的放假制度还需要在现有的社会空间下进一步磨合。现代化条件下,人们不可避免地处在同事、朋友、上下级、关系户、亲属等更为多元的社会角色中,这种社会角色在年节中使传统意义上个人、家庭、家族、社区、生产、生活在节日中一致性消失。首先使节日的连续性受到干扰,节日时间的破碎感使“年味”受损。同时具有归属感的节日空间也必然多元,直接的结果是超乎寻常的人员流动,很多人要在一个以上甚至多个空间才能完整传统意义上的节日交流过程。疲于奔波的春节成为越来越多的社会共识,家庭、家族、社区和生计、生活方式的高度一致性,农业文明条件下年节文化的特点。单位、亲属、社区、同学、老乡、战友、同好、老家,节日中无法完整的社会网络,个人化、疏离化的节日更加呼唤集体的交流和狂欢,这实质上是一种对人性回归的期盼。年节应该是构建集体主义精神的重要时段,这是节日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功能,总结与联欢,领导与群众,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老板”与“雇员”,凡此种种。社会矛盾在年节中的化解,集中在一个固定时段,常采取非常态的方式,在节日的心理暗示下构建和谐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同时应紧密联系节日与社区建设,鼓励具有社区意义的山寨版文艺活动,加强社区节日活动尤其是社区尽可能多的成员参与的活动。由各个社区参与的区域性活动、民间组织、社会团体以及有组织的狂欢活动,是非常必要的。非常态时间的非常态活动,让正月里缺席的社会组织重新回到节日空间中来。将节日组织活动的主导权交给民众,政府从原来的主导转变为协调和引导,并配套出台相应的政策,比如可适当调整节假日时间,让现代人的组织空间和节日空间相吻合,把目前在正月之前举办的联欢庆祝活动挪到初七到正月十五这个时间段来以对应节日传统。放手鼓励社区和各种社团介入并开展节日文娱活动,充分激活和释放民间的活力。倡导各色山寨活动,比如2008年由北京市民施孟奇在网络上号召举办的山寨春晚就是民间活力最好的象征。如果说工作与生活组织的分离在城市化条件下是必然的,而构建社会和谐的要求也必然包括生产和生活,这就使尽力构建城市市区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和谐、协调城乡节日的良性互动关系,使节日文化建设与社会和谐互为因果成为工作的主要着力点。

  三、无奈的农村和“流动人口”

  如果说城市中春节面临着文化困境,对于那些回到农村或者在农村过年的人来说,他们的节日空间同样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一年的劳顿过后等待他们的仍然是一个不完整的、残缺的春节。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要归咎于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另外,城市通行的放假制度所形成的时间权力也是其形成的直接原因。中国当下正在剧烈发生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运动,使得农村人口的构成和生活方式出现了鲜明的变化,最突出的就是每年往返于城乡的数目庞大的流动人口。这些流动人口在城市往往没有明确的组织所属和较为稳定的社会生活保障,在文化传统和回家过年的社会心理的双重作用下,每逢春节他们都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农村过年。但由于工作在城市,他们也受到放假制度的制约,因此属于他们的节日并不完整,而且在现阶段回到农村过年还会使其承担高昂的社会成本。首先,外来打工者这个群体数目过于庞大,而且他们占据着中国收入等级序列的中下层,回家过春节高昂的路费、春节前夕紧张的运力、拥挤的交通状况以及工作一年后的身心劳顿都构成了他们回家过年的负面因素。其次,尽管在很多外来打工者的家乡——广大的农村地区,那里传统的节日空间还在,人们依然还在按照传统的节律过年,但如果农民工严格地遵守城市的放假制度,他们就必须要在整个节日没有结束之前回到城市,否则就会面临失去赖以生存的工作机会的风险,从而付出更多的生活成本。就外来打工者而言,回家过年看起来成了一种悖论,这是因为回城早了享受不到完整的春节,而回去晚了就会失去工作。放眼整个农村社区,惟一能够过完传统意义上春节的人是长期留守在农村的老人,他们大多从事农业生产和照顾出外打工子女的孩子,只有他们所在的组织空间和节日空间是完全重合的,但村落中人口的大量流失,以及缺少子女相伴左右,也使得他们的春节冷清了不少,传统开始逐渐变得凋零。由此可知,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下,城市与农村的过节步调长期脱节,致使生活在这个结构两端以及游走于其间的所有人都无法同步过一个完整的春节,人们渴望回家过年的文化心理需求长时间被忽略而得不到满足。时间权力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尤为突出。可喜的是,现在地方已经有很多民营企业注意到了这件事情,他们开始给员工的春节放长假,调整时间制度,让城市的节日空间和农村的相一致,使城乡欢度春节的步调相统一,并促成社会和谐。而对于站在宏观层面的政府来说,切实保障农民工回家过年的权利,排除解决他们回家过节的困难,尊重春节的文化传统就成了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应该着力解决的就是外来打工者“归路难”的问题。记得在去年春节前夕,广东肇庆的交警就做出了表率,为确保10多万骑摩托车回家过年的农民工的人身安全,他们安排了多辆警车轮流护送“铁骑大军”至广东边境。回家,是中国年节最核心的文化诉求。春节期间,全国所有的高速公路应该全部免收过路费,这是国家态度,也是一个社会人文精神的表现,同时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这方面应该由国家、企事业(用人单位和交通运输部门及企业)单位、工商管理部门和城市担负相应的社会责任,出台各种具体措施。

  四、节日与假日之辩

  关于节日与假日的同异,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应属一类社会制度,似乎无严格区分与界定的必要。但论及节日文化,在基本理念上,清晰节日与假日在基本概念上的不同价值取向,是节日文化构建的逻辑起点。本文之前的探讨,也是从节日文化的视角审视“春节”所出现的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其核心是将节日,尤其是传统意义上的节日,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时间制度来思考的。诚然,处于所有时空之中的人类都具有精神意义,但在传统节日中,制度化的社会文化功能是如此的明确和不可替代,以至于我们必然地将其放置于节日所有社会问题的顶层。作为人类生存智慧的财富,精神意义上的节日文化传统,是这笔社会财富的核心价值。尤其在工业文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洗礼下,日益疏离和坚硬的人际关系所导致的社会文化生态恶化、社会幸福指数下降,是人们追求节日文化回归的现实文化诉求。厘清节日和假日这两个概念的本质区别十分必要。

  我们目前遵循的主要假日制度,来源于欧洲宗教文化的礼拜,经过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的磨合,在欧美形成以宗教和以体育活动为代表的群体性城市和社区文化,伴之以休闲和旅游为主的个人与家庭假日安排。在集体与个人、精神与物质之间较好地分配了社会时间资源。对比我国的假日制度,每年占据社会时间近三分之一的假日,星期六、星期日是毫无文化含义的休息时间,即使观念上存在“礼拜六和礼拜日”,也与“圣诞节”、“情人节”一样,在文化上处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懵懂状态,更为尴尬的是缺失标志性的假日文化事项,再以较多的加班和体力恢复意义上的休息取代文化内容的缺失。假日,逐渐成为工作制度、社会经济、物质利益层面的社会制度安排,而且基本以这种理念制定和评估包括“春节”在内的传统节日。“大长假”、“小长假”、“黄金周”之类的概念,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种对传统节日的文化的社会认知程度。这使得我们在论及传统节日文化时必须把节日与假日有所区分。像春节这样对中华民族的形塑具有重大意义的节日,它的意涵绝非“长假”,“黄金周”这样的简单词语所能概括,它的精神性要远远大过其物质性,它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文明积淀,且累积了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历经了千百年的悠悠岁月,春节才发展成现在这种集祈年、庆贺、娱乐为一体的大型综合的文化活动,从而形成了门类齐全、内容丰富的春节文化。此外,在中国,春节除了是人们世俗生活最重要的节庆之外,也是祀神祭祖等活动最为密集的时段之一。因此,春节具有非常崇高的神圣性,它是人神共度的节日。尽管现在很多国内的调研机构和统计机构都把春节当作中国最大黄金周,并用假日经济的理论范式来界定和分析它,看它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效应。但我认为这绝不是春节的本质,它的本质毫无疑问是精神性的,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和传承,虽然它的确能推动经济发展,刺激消费。为了不把春节视作普通的长假,我们必须在全社会大力营造春节的文化氛围,复兴春节鼓励社交、鼓励狂欢的节日特性,进而调整放假制度。在节日的家庭和社会属性上,完全商业利益追求的节日制度安排应予以限制,取代以服务性、参与性、互动性、全民性、庆典化、非常态化为主要评估理念的非商业性的制度性安排。在此前提下以社会全体成员的精神安顿为主要目标,真正使“春节”和其他传统节日以及日常“假日”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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