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春节观与年味浓淡的色素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岳永逸
摘要：中国传统春节的核心价值是尊重他人、实现自我、全民参与、社会和谐，是个体、群体以及整个社会的通过仪礼。同时，它又是一种外在形式因应时代、地域、人群而不断丰富发展的开放的动态的文化。要使物质充盈、需求多元、流动频繁、生活节奏快的当代人的春节有着浓郁的年味，就需要树立自信、开放的大春节观，在激活传统春节核心价值、重视并改善空巢农村现状的前提下，政府增强服务意识，具有公德心、责任感、爱国心的社会各界和公民积极参与，从而最终实现旁观型春节向参与型春节的转型。
关键词：大春节 参与型春节 年味 服务型政府 空巢农村
一、引言
近些年来，有鉴于优秀文化遗产快速消逝的事实，风起云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评定等实践操作常常显示出偏狭的民族主义和工具理性左右的功利主义倾向。虽然如此，作为标志性事件，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实施仍意味着举国上下文化自觉意识整体性的确立。在此背景下，天经地义被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的年味淡了的春节自然有着非凡的价值与意义。
2010年1月8日，中央文史馆、国务院参事室举办了首届“春节文化论坛”，会后出版了论文集。[①]2011年6月16日，为下半年的第二届春节文化论坛做准备，中央文史研究馆、国务院参事室主办的“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座谈会”在北京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举行，参加者以能“直通”中央并为之建言献策从而具有话语权的参事、馆员以及各省参事室、文史馆的干部为主体。这系列高层次、高规格、高级别会议的召开本身就说明中央已经将过好春节、年味浓淡提升到“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高度，也是政府服务于民这一理念的最好体现。这些都是值得称贺的事情!
但与此同时，我们更需要警惕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精英主义两种倾向。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名，忽视文化的流动性与感染性，故意树立文化疆界、壁垒，以至于出现带有革命色彩的“保卫春节”口号的提出与宣讲。文化精英主义又混融着文化虚无主义，不但不认可民众拥有文化及其当下生活的文化性，还无视民众的主体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将自己视为“园丁”，将民众视为“瓜果蔬菜”[②]，不顾民众的感受，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与话语霸权，主观地将自己视为“文化”的东西强加于民，高高在上地指导老百姓如何过年。要避免这两种倾向，当下的中国，尤其是各类精英，就需要树立自信的、开放的、兼容并蓄的“大春节”观。
基于近些年来的调查，尤其是在全程参与中央文史馆、国务院参事室2011年“春节文化传承与创新”调研组在山东、广东和山西三省考察的基础上[③]，本文从政府作为、社会参与、传统春节核心价值的激活与空巢农村的现状等方面对年味浓淡进行分析，并倡导显示文化自信、开放的“大春节观”的树立和“参与型春节”的打造。
二、服务于民：春节中政府的作为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市场已经与全球市场融为一体。然而，中国的文化、政治制度却与西方迥然有别。鸦片战争以来，在以西方为准绳的“现代化”历程中，中国最终形成了“大政府，小社会”的局面，原有的衍生于农耕文明的民间组织基本萎缩。与旨在监控、管理，“我说了才算”的全能型政府不同，服务型政府是以服务于民、甘心为仆为基本理念和行动指南的。尽管服务型政府在中国才处于提倡阶段，但服务于民的理念的逐步推行已经有了可喜的成效，这在过好春节这个问题也有着相应的体现。
“好客山东贺年会”2011年在山东是第二届，它源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山东省旅游局在2009年春节时盘活旅游市场的创意。即，为了拉动内需，快速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在少了外客的情况下，山东省旅游局首先提出了欢迎在外地的山东人回家过大年的创意。虽然是以驱动旅游经济为本意，但由此衍生的主动服务于民的意识也确实使2009年春节返乡的山东人感受到浓浓的乡情与春节氛围。
随着经济的回暖，也是在充分总结2009年春节活动的经验教训并在专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2010年春节，还是省旅游局牵头，办起了首届以都市、景区、酒店为核心地带，有着浓郁嘉年华色彩的“好客山东贺年会”。首届贺年会充分发掘齐鲁大地的民俗文化，利用元旦、春节、元宵节三大节点的时长，系统推出了贺年礼、贺年宴、贺年乐、贺年游四大产品体系。2011年春节，既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第二届“好客山东贺年会”由政府部门行为转变为省政府的行为。提前两个月，省政府就下发红头文件，召开电视动员会议，敦促省旅游局、省委宣传部、文化厅、财政厅、商务厅、农业厅、交通运输厅等14个部门和山东省17个市政府共同办好贺年会，在全省同步进行部署、筹备、实施和督察。这样，因为全能型政府服务意识的增强，不但使得齐鲁大地节日期间张贴满了贺年会标识的城市景观赏心悦目，也使得人们真正有得看、有得玩、有得吃，有得乐。
与山东的热闹、红火不同，近几年来，在中央倡导“过好我们的节日”的基本方针和长官问责制并行不悖的情况下，多数地方政府停留在慰问、维稳、安全等基础性也是形式化且不担当任何风险的工作层面。政府出面组织、引导，实实在在对春节氛围的营造、对群众积极参与的春节活动的规划设计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事实上，只要地方政府服务意识增强，有所组织，提供平台，那么在当地，尤其是城市，就会有着相对浓郁的春节氛围，并能有效地推动地方精神文明以及物质文明建设，实现双赢。
2009年春节是广元5.12地震灾后的首个春节。为了鼓舞灾后重建的士气，市委市政府在春节期间组织的节庆活动就围绕“送温暖”、“感恩”、“灾难可战胜，未来更美好”这些主题，如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青川县乔庄镇等受灾群众安置点，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在皇泽寺举办“新年敲钟”活动，在景观廊桥至老鹰嘴大桥河堤举办“广元地震灾区点亮感恩奋进的灯—广元湿地公园 2009 迎春灯展”，举办2009 年“奋进广元”元宵焰火晚会，等等。
2011年春节，广元市委市政府组织的活动在延续上述主题的同时，着力展示灾后重建的成效。元旦前夕，市委市政府举办了“美好新家园”2011年新年音乐会、“颂歌献给党·感恩奋进”百万群众歌咏活动总结汇报演出。在元旦到春节期间，市委市政府举办了“喜看城市新变化”大型摄影图片展等。这些活动回应了一年来人们生活的基本主题，适时激活了传统佳节“感恩”、“奋进”的意涵，既增强了政府的凝聚力，符合民心，还顺势培育着有责任感、道德感、义务感、爱国爱家乡的新型社会主义公民。
2011年春节，山西省孝义市市委市政府组织得力的第二届“孝·义年俗文化节”举办有广场文艺表演大赛、传统文化庙会、游园灯会、个人才艺表演擂台赛等14项活动。每个街道、村落的活动都细化到了从大年初一到十五的每一天。文化品位不同、文化需求不同的男女老少都有活动的去处，有展示自己的舞台，城乡群众的主动性被大大激发，参与性极高。位于孝义市郊区的贾家庄、苏家庄的百姓纷纷换上服装，或展示当地婚俗、皮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或串演过去老辈人有的春节习俗。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个人在场中表演。这样，村子中的每一个人或直接或间接都参与到了节庆活动中，相互熟悉的演者和观者脸上都洋溢着欢乐。在这两个村子的活动现场，春节是“老百姓自己的节日”得到充分体现。
云南屏边、蒙自，河口等地苗族一年一度的“花山节”正好是在农历正月初二至初七。2007年，由屏边县委县政府组织，各乡党委、政府，县文体局、旅游局、民族事务局和县苗族学会协办的花山节集中在2月20日至22日(农历正月初三至初五)三天。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同样是政府在元月份就开始发动、组织，春节也就与风情浓厚的民族节日水乳交融，有滋有味。
上述这些来自各地不同的实践和事实说明：为使老百姓过个热闹红火的年，政府不但能够有所为，确实可以大有作为，关键在于有无服务于民、甘心为仆的基本意识。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就当下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而言，老百姓春节过得有没有味，好不好，关键在于政府的服务意识。在此过程中，春节活动组织得好，群众的参与性高，主体性得到体现，全能型的政府也就部分地实现了向服务型政府的转换。
三、群策群力：社会的广泛参与
“好客山东贺年会”的成功就在于作为主办方的政府理解并顺应了民众红红火火过大年的群体心理。同时，省政府还通过行政等多种手段，充分调动专家、旅游公司、商家、酒店、景区、传媒等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在多重意义上实现了官、商、民多方的共赢。在5.12震灾后的四川广元，政府对春节活动的组织完全是紧扣民生、民心与民声，即感恩下的“灾后重建”与“奋发”。这些主旨的拟定，这自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回应，参与到活动中来。
同理，孝义的“孝·义年俗文化节”，得到了“煤老板”等企业家的积极响应和支持。2011年，商界及个人捐款总额达一千多万。不仅捐款，不同的企业、公司、单位还组织节目、制作花灯，参与到节日氛围的营造和节日活动中，与市民、村民一道成为节日现场无处不在的风景。在活动现场，政府由活动发起者、组织者自然过渡到管理者、尤其是服务者的角色。春节也就成为公务员最为紧张的“忙月”，官变为了仆。
与孝义类似，同属于吕梁地区的柳林县近些年来因为煤产业，经济飞速发展。数百年以来的元宵节期间，在柳林县城及城郊穆村，人们都有着过盘子会的习俗。以自然村落为单位，人们会纷纷在元宵节前用木头搭建一层或数层的多角小塔，内供神马。在元宵节期间，各个盘子都张灯结彩，香烟缭绕，人们纷纷游走在不同村落的盘子之间，纳福祈祥，互道祝福。虽然柳林县委县政府2008年在元宵节期间组织盘子庙会背后有着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旨趣，但正因为政府的组织，社会各界热情地参与了进来。除群众捐款集资，很多街道、村落的盘子都主要是由“煤老板”或其他有钱人出资搭建。搭建盘子的材料也从木头向钢架结构、钢化玻璃等多元化发展，装点盘子的彩灯更是多种多样。不仅如此，依托盘子，政府还在环绕县城的河道组织办起了灯会，彩灯的制作也多是企业主动出资。这样，企业做了广告，有钱人做了善事，也有了口碑和脸面，而同一村落、街道居民的认同感也得以加强。
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的县城是国家级卫生县城。近些年政府对春节文化活动的安排也结合了这一既有县情。2011年1月，县委、县政府就正式发文要求城区各单位在做好卫生大扫除与灯饰亮化美化。这些传统节俗既有的“扫除”活动奠定了安乡县城元宵节美轮美奂的基础。舞龙队、舞狮队的“采青”是安乡县城元宵灯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现今采青的舞龙队、舞狮队与政府无关，都是由各个商家请来。商家会把丰厚的红包和“芙蓉王”香烟等挂在高高的招牌或楼顶，由“狮子”和“龙”爬上取下来。虽然这是商家自己求个好彩头和宣传绝佳的手段，但舞龙、舞狮队一出现，立马改变了人流的走向。人群绝大部分都跟在队伍的四周。大小商家的参与，使安乡县的年味倍增，商家、居民都乐在其中。
与西北的孝义、柳林二地的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不同，广东佛山因为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早已形成富翁比比皆是、安居乐业的局面。改革开放后，寻根认祖的华侨将在内地一度中断的民俗传统带回佛山，激活了生活富足的佛山人的文化记忆。在与因民工潮带来的大量外来人口的交往中，佛山本地人的自我认同感和群体凝聚力被强化。佛山本地的民俗文化成为佛山本地人与外来人交往的基本标志，民间社会在这里表现出活跃的生命力。虽然佛山市委市政府没有发红头文件，大规模、成系统地组织老百姓过年，但几乎村村都有醒狮会，几乎每天都有规模大小不一的醒狮活动。大年初一行祖庙、初六游神祈福、万福台演大戏、初九的乐安花灯会、正月十五的官窑生菜会、正月十六的行通济等更是人声鼎沸，摩肩接踵，常是数十万人的规模。政府主要的工作就是交通疏散和安全保卫工作。
同样没有政府组织，在北京西郊的门头沟深山区的庄户、千军台两个小村，每年元宵节两村的人们都会在会头的组织下，热热闹闹地过三天幡会。与中国多数地方习惯一样，在这里，正月十五过了，才算过完年。从正月十四开始，人们擎举着本村的幡旗到另一个村“串门”。这三天，在外的人一定回家与家人团聚，家家开门纳客，外来的人都可以随便进出，吃喝。“这几天比过年都热闹”是当地村民的口头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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