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月1日，天坛公园正式对外开放，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这是它成为人们游玩之所的开始吗?其实，从明代起，许多人已经开始拿它当公园了。
据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京师唯天坛游人最盛。”每年端午节，这些“游人”在此地举办骑马射柳比赛，不少太监也参与其中。
堂堂皇家祭天之所，怎敢如此践踏?因为，天坛内有神乐署，大祭时负责配乐，平时授徒，相当于皇家音乐学院，就在天坛内办公，为增加收入，他们先在坛内开茶棚，渐次把天坛当公园，坐收门票。
明朝初期实行天地合祭，天坛活动不断，如此沿袭了多年，到明嘉靖年间，明世宗“大礼议”，改为四郊分祀，又建了地坛、日坛、月坛，天坛的地位相对下降，祭祀活动也不那么频繁了，后来明世宗在故宫内几乎被宫女勒死，搬到西苑居住，长年不参加祭祀，天坛大祀只派官员替代，管理日渐粗疏。
明亡清兴，天坛制度依旧，只要有钱，照样可以进进出出，连《顺天府志》都记载道：“挈酒游高粱或天坛，坛中有决射者，盖射柳遗意。”当时文坛领袖王士祯还写诗记载了自己在天坛品茶的感受。可见大家习以为常，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祭坛本是圣洁之地，为何管理如此模糊?因为它是皇帝的财产，和老百姓没什么关系，所以没人爱惜它，对于守卫它的官兵来说，只要上面管理松懈，谁肯给点蝇头小利，便听任他侵占、损害。
作为农耕国家，敬天法祖本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在意识深处，大家也觉得它和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换言之，天坛属于公共财产，应该保护好它，可围上墙，大家平时看都不能看，那么，谁还会觉得那里面也有自己的一份呢?
当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时，部分北京人哄抢皇家财物，甚至主动帮助侵略者，他们平时看上去温和、谦恭，谁也没想到，他们内心的不满已压抑到如此程度。
那么，加强管理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雍正皇帝知道天坛成了公园后，曾经震怒，严加惩治，在他的努力下，短期内确实起到明显效果，可他死后不久，天坛再度沦为游乐场，到嘉庆时，神乐署内店铺林立，皇帝不得不再次下诏，要求清理。
加大管理力度，皇帝就要面面俱到，也就没时间去考虑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了，即使油尽灯枯，也难免人亡政息，清代关于天坛的管理制度非常严格，条文历历在目，对于违反者的惩治也很严，表面上看，权力很强大，可这点小事，居然就管不好。
1918年，天坛正式开放为公园，但相关制度并未落实，加上战争等因素，使它反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直到新中国成立，局面才发生根本改观。(北京晨报 本文资料主要引自《北京志·天坛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