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曙光初先辉 披泽华夏流韵长
——读丁再献新著《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释读》有感
王志东
东夷，一块古老、神秘、神奇的东方土地;
东夷，一支仁爱、勤奋、坚韧的东方人部落;
东夷，一脉悠久、丰满、绵长的东方智慧文明……
东夷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光耀灿烂，正是一个让你难舍难割、魂牵梦萦、神奇厚泽的古代东方之谜，一个迈开人类文明的初始之旅、照耀了几千年中华文明变迁历程的智慧之光，一个充满血与肉、灵与魂、理性与感性的精神家园、礼仪之邦。
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都让我们对东夷文化的古老、神秘、传奇充满了好奇、神往，对揭开东夷文化千古之谜的时刻充满了期待与饥渴，对心灵抚摸东夷文化的肌理由此带来的惊喜、感动与满足充满了想象与沉醉，对东方古老文明如何指引世界未来文明的发展结局充满了遐想与思考。在当今世界尽呈纷扰、不太安宁的盛世环境里，恰好就有一部阐说、梳理、点评、研讨东夷文明发展的集大成之作摆在我们的案头，按照中国古代文人的书斋传统，在焚香净手之后，随着那悠扬顿挫的磬瑟之声，我们依稀就穿越了梦幻时间的隧道，仿佛看到东夷文化古老神秘的大幕徐徐拉开，文明的烛光斑斑驳驳地洒落在我们的心灵深处，由此开始了我们探寻古老东夷文化的神奇之旅，那就是由丁再献、丁再斌、丁蕾三人花费心血精力、独具创新学识、历时三年完成的煌大巨著《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释读》。细读下来，回味再三，犹如甘饴在口，余味无穷;青铜在手，文铭厚重;莫不让人会意识古释怀，问今宏鉴寄远，总体感觉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关于中华民族古老东夷文化的百科全书，独具特色，耳目一新，创新的观点内容繁多，不能一一举枚，留给我感受启迪最深刻的至少具有以下三大特点：
一、框架体系宏大，内容丰富充实，全景式的百科全书巨著
全书框架体系的庞大、容量的丰沛，主要来源于研究对象的恢宏广袤。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涵盖了人类诞生以来的各个领域和时空，包括史前的混元时期、传说时代和文字记载历史。特别是世界四大古国文明中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与变迁充满了五千年的沧桑感与错综感。但是，值得永久纪念的是“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提出，却只有区区一百余年的时间。
采撷中国的古代典籍信史，“中华”一词大概是在公元300年魏晋时期，诚信“天人合一”观念的哲人们，从“中国”和“华夏”两个名称中各取一字复合而成。“中”侧重于自然(天)，寓意天下之中;“华”侧重于民族(人)，一般代指各族人民。检辑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最早出现“华夏”二字并称的，是《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由此久之，“中华”遂成了中国、华夏的代名词。
“中华民族”一词是由历史悠久的“中华”一词和近代以来由西方传入的“民族”概念一词相互结合而成。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等人，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梁启超更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的学者。1905年，梁启超撰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指出中华民族是指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集群，是多元混合型的民族集合体这样一个重要概念，随后被中国社会与学术界广泛认同接受并使用至今。
关于中华民族“夷”的名称，一般认为约产生于夏代，在商代甲骨文中，“夷”字经常出现，泛指居住在统治中心外围周边的部族。《礼记·曲礼》中“夷”才开始有“东方之人”的意思。《王制》篇说：“东方曰夷”，东汉·许慎《说文》中也说：“夷,东方之人也。”更加明确了这种说法。东夷文化从距今8300年前的后李文化起，历经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年)、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年)、岳石文化(距今约3900年)，都是东夷人所创造出来的不同阶段的文化形态。《竹书纪年》和《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夷有九种。在这里九并不是实指九个数，而是“数量很多”的意思。东夷族是由大大小小很多个部落组成的庞大部族和部落联盟。其中，最主要的部落有：风姓部落，姜姓部落，嬴姓部落，姚姓部落等。东夷族各部落主要以龙、蛇、凤、鸟、太阳为图腾，以鸟类图腾居多。在东夷族的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部落首领有太昊、蚩尤、少昊、大舜等。太昊，伏羲氏，风姓，以龙为图腾。据《白虎通》和《新语》记载，伏羲氏定人道，创八卦，并且还发明了五十弦的瑟等乐器，设官分职，制礼作乐，由始进入文明社会。蚩尤，姜姓，炎帝后裔，其部落有81个氏族组成。蚩尤时期，冶铜技术空前提高，制铜工具大量涌现。蚩尤用铜制作了大量的刀、戟、大弩等兵器，增强了兵器的杀伤力，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传说蚩尤英勇善战，威震天下，一举兼并九国，再举兼并十二国，后在与黄帝的争战中，遭到惨败，死后葬在东平和阳谷等地。再后来逐渐被神化，成为齐地八神之一的兵主武神。少昊，名质，又名金天氏，黄帝后裔，嬴姓。因修太昊之法，故称少昊。其居住中心在曲阜，足迹遍及山东各地。少昊氏以凤鸟等各种鸟类为图腾，组织严密，设官分职，井然有序，社会化程度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舜，古籍中称作虞舜，姚姓。《孟子·离娄》说，舜生于诸冯，也就是今山东省诸城市。据传，舜亲率东夷人大力发展农业、畜牧业、渔业和制陶业，由于舜品德高尚，治理有方，东夷族人口激增，社会发展，文化繁荣，不但出现了城邑，创造了早期的城市文明，而且完善了原始的天文历法，创造了以《大韶》为代表的音乐文化。舜死后，把君位禅让给禹，因而，虞舜便成了后世儒家学派所推崇歌颂的上古圣贤明君。
倘若按照东夷文化自后李文化起源，齐鲁文化承接启兴为标志算起的话，前后大概跨越了5000余年的时间。在漫长的史前阶段，东夷人依靠他们聪颖智慧的心灵和勤劳灵巧的双手，制造出了实用、精美的石器、骨器、玉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烧造出了薄如纸、黑如漆、音如磬的蛋壳陶;编织出了布纹细、密度高的纺织品;发明了冶铜术、原始历法和最古老的文字——东夷骨刻文字;在原始农业的基础上，兴起了家禽饲养业和酿酒业。早在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就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并出现了国家，标志着中华大地上文明社会的开始。
在这样一个时空巨大的范畴里，作者主要以“东夷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山东”为研究讨论对象，以“东夷文化是华夏五千年文明发展的源头”为中心论点，以作者所阐述的“后李文化时期东夷先民开始定居从事种植、养殖业为起点，经过北辛文化的过渡、到大汶口文化时期出现以父权制为特征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以及手工业的普及、礼文化的出现、贫富的阶级分化日趋明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形成、龙山文化初期的指事、象形文字初步取代“结绳记事”，特别是大汶口文化中后期城市的出现”等考据成果为充分论据，全面论证了以山东泰山为中心的五千年东夷文明发展历史的辉煌成就与文化贡献。
全书体系规模宏巨，共分十九章，93节，约90万字，论述严谨，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作者依据中华民族史前文化的遗存、考古的成果和史籍的记载，围绕中心论点进行了有理有据、有力有凭的论证，涵盖了文明起点、文化始祖、文化融合、和谐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影响、军事兵学、文学艺术、教育传承、医学科技、礼仪旅游、经史宗教、文字释读等诸多领域，特别是在东夷文化的重要遗存——骨刻文的系统破译和解读方面更是独具创新、史无前例，为殷商甲骨文已释字和未释字的进一步解释和修正提供了直接的依据，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新佐证，堪称一部划时代的文化巨著和东夷文化的百科全书，尤其是作者钻研殚虑之深，穷尽探寻之功，精心谋篇布局，殊为艰苦难得。对于我们了解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和东夷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影响和卓越贡献，并由此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和世界文明的融合发展趋势带来的深刻思考，皆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
和文化价值观的终极精神引领作用。
二、观点鲜明深刻，立论独辟蹊径，具有诸多自家独到见解
作者凭着对中国文化历史学科的热爱与科学真理的追求，30余年古代传统文化的研究与艺术实践，不惜花费巨工，穷其学识精力，不逮生平余力，史海披沙拣金，精研钻究探寻，结合最新田野考古成果，在努力梳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源流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东夷文化就是中国华夏文明真正源头”的鲜明观点，并把它作为本书的总立论、中心观点，加以阐述、辨析和释解，让人们对中国华夏文明的来龙去脉具有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究，虽然是一家之言，但是本书却依据自身的深化研究，坚持此观点并加以条缕清晰的阐述明辨，由此力图说清楚与其它几大考古文化的发展关系，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文化启迪和理论思考空间。主要包括：
一是关于中华民族是否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作者提出了自己肯定性的观点，并进行了一系列论证。这一问题虽然在国内外的学术界还一直存在争论，但是很遗憾迄今尚没有一篇科学完整的文章来加以系统的阐述，令大家心悦诚服地接受其观点。按照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把文字的发明和使用看做文明时代始点的观点，大汶口文化时期骨刻文的出现，铁器的使用，礼器的大量应用，以父权制为特征的阶级社会的产生，一夫一妻制的实行，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形成，以及大汶口文化后期城市的出现，这一切均证明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由此肇启，这一切正是本书所要阐述验明的中心论点的前奏。同时，本书第十八章八十余节的论述证明，大汶口文化经过两千余年的传承成为齐鲁文化的滥觞，齐鲁文化又经过两千余年的发展流传影响至今。这也是全书论述的重心所在，《绪论》中分成十三部分又分别作了提示说明。
二是关于中华文明源头的说法也众说纷纭，作者认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河南、山西几处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上，对于海岱地区东夷文化的文明源头熟视无睹，尤其是对于山东大汶口文化的认知价值更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书充分挖掘了大汶口文化承上启下的特殊历史地位，以其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发展之源，因为它上承后李文化、北辛文化，下与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相衔接，中间没有任何断缺，这是目前国内发掘的任何其它文化型态所未有的。而且，史书记载的黄帝时代与考古发现的大汶口晚期年代基本吻合。父权制、一夫一妻制、阶级、礼仪、国家也都是从大汶口文化开始。作者经过严密考证论述，提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政治、经济、兵学、科技、医学、旅游、文学、艺术、礼仪、教育、经史、宗教、文字等诸多文化形态无一不是首先发轫于
东夷，然后交流融合发展于周边的部落氏族，这一切又与上述的考古发现、史籍记载重合，可谓考证有力，理由充分，令人信服。五千年前的东夷文化就是中国华夏文明的源头，这既是全书的中心论点和总论点，又在其它各类文化形态的阐述中构成了诸多分论点，全书十九章就有18个以上的分论点，每一章又有若干子论点，这些分论点、子论点无一不是围绕中心论点层层进行详细辨析论证的。可以说目前能够所见中国文化史学著作中，其论据考据之充分，文章规模之大，结构之宏伟，恐怕也是非此莫属了。
三是关于中华民族许多重要文化形态大多兴起于东夷的阐述，也是本书所强调的重要立论。作者在考古发掘、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又有不少重要发现，例如在大汶口文化遗址的系列发掘研究中，有许多是以前并未引起人们充分重视的。主要包括铁器的使用等，过去人们只是提到了铁器的考古发现，以至于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众多的内棺外椁，却没有进一步进行思考，这些大型的木材是如何加工成型的。本书以严谨的逻辑推理，论证了大型木材的加工成型只能是铁器使用的见证，填补了五千年前没有金属考古发现的缺陷，而金属的使用正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另外，作者认为大汶口文化时期“农民工”的出现又是东夷部落率先进入人类文明社会的又一重要标志，它意味着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形成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当然，在这里只是借用了当今社会“农民工”概念的称谓。实际上这种农忙时务农，农闲时从事“百工之人”活动的亦工亦农的农民，也就是五千年前的“农民工”。不同的是那时还没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区别，当时的“百工之人”是以手工业劳动为主，数量也不是很多。然而，这正是古代社会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重要标志。应该说这是标准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它一直持续了整整五千余年，成为特有的华夏文明生产方式，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其它民族。
四是关于对夏、商、周奴隶社会是否真正存在问题的讨论，这是本书作者的重要贡献和特别用力的地方。既然要肯定中国华夏由此五千年文明社会的传承发展，就存在一个绕不开的历史悬案：夏商周时期是否真正存在过奴隶社会?以往人们对于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是否存在一直存在着激烈的学术争论，论战双方由于主要是依赖对历史文献资料的考证，所持有的论据都不够充分，给人的感觉总是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本书对于中国夏、商、周时期奴隶社会存在的否定性观点十分明确，但是论证又另辟蹊径，主要是运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用中国20世纪50～70年代人民公社仅仅存在了短短20年的实践，这一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状况的有力事实证据，科学推理出奴隶社会不但不适应夏商周当时的生产力状况，而且会产生严重破坏当时生产力的可能性，从而充分了论证奴隶社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两千年之久的判断，这就使夏、商、周奴隶社会说处于几乎无力反驳的境况。再加上那时社会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商品交换主要是以“抱布贸丝”的方式出现，中国的古代城市主要是用于防御，而不是适合于奴隶大量集中生产的作坊，甚至连土地都不是商品，更说明了中国古代根本就不存在奴隶社会产生的土壤。判断奴隶社会说的其它证据，例如买卖劳动力的现象，作者认为也不能作为判定奴隶社会存在的依据，因为买卖人口的现象在全世界从十七世纪到20世纪仍然盛行，这些都不是奴隶社会特有的标志。而且在一个国家中，奴隶的劳动在一个国家中只要不占支配地位，这个国家就不能称作奴隶制国家，例如美国在废除奴隶制之前，习惯上也不以其为奴隶制国家相称。这样从不同的侧面对中国古代存在奴隶社会说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解决了我国教科书一直沿循的夏、商、周奴隶社会存在的观点，可谓又一重大学术贡献。
三、东夷骨刻文破解，国内独抒机杼，首创之功彪炳史册
关于中华民族最早文字的认识，一直到本世纪初为止，人们一直认为甲骨文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就是汉字的源头。作者对于山东潍坊昌乐、寿光一带出土的东夷骨刻文的破解，一下子把汉字的源头之说由猜测变成了现实。丁再献在山东大学刘凤君教授发现与研究骨刻文的基础上成功破译了150余字，加上刘凤君教授破译的8个象形字和丁再斌破译的近50个会意字、假借字，总共破译了东夷骨刻文200余字，丁再献因此被各大媒体公认为破译东夷骨刻文的第一人。这些被破译的骨刻文同时得到了国内众多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史前文化研究著名学者、考古学家、民族学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宋兆麟先生热情地鼓励道：哪怕这些破译的文字有百分之六十得到社会公认，也是了不起的成就。诚如宋先生所言，东夷骨刻文的破译不在于字数多少，它的重大意义在于证明了在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时期，汉文字的象形字已经初步成型，开始逐渐取代以结绳记事为特征的标注法，真正开始了“六书”造字的时代。这些东夷骨刻文字的解读就成为本书的最大亮点和贡献之一。主要包括：
一是对于骨刻文字就是东夷文字的明确学术认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山东省中部地区潍坊至济南一带古文化遗址经常出土具有刻画文字的骨头、石器、陶器和陶片等，其中骨头约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山东大学刘凤君教授经过认真分析研究，首先明确了这是山东龙山文化时期产生和使用的一种早期文字，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并初步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经过进一步田野调查和深入分析
研究，认为骨刻文的年代距今3300～4600年，同时确立了陶器符号与骨刻文、甲骨文、金文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东夷骨刻文应是龙山文化时期(距今3300～4600年)比较流行的文字，到骨刻文后期(距今3300～3700年)已经初步发展成较成熟的文字。来自北京和山东的考古专家对这些文字符号进行专门研讨后，同意了刘凤君“骨刻文”就是龙山文化时期流行文字的认定。丁再献长期对中国古代文字的研究情有独钟，凭其多年来对中国古代文化史和书法理论的研究知识积累，不仅从130件骨刻上成功破译了150多个象形字和会意字，还大胆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山东是东夷文化的发源地，东夷人首先创造了骨刻文字，这很可能就是汉文字的源头!可谓振聋发聩，影响广泛，令人注目热议。
依据本书作者的中心观点，东夷自伏羲时代起就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黄帝时代文字的创造与使用是需要着重阐述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骨刻图形文字一时无法辨认，使得关于图形文字的论述无法展开。郭沫若先生早就认为甲骨文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的”，要证明这些东夷骨刻文符号的重要价值，就要明确与东夷陶刻符号有什么不同，有什么进步，与殷墟甲骨文有什么内在联系，真正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和心血。尤难可贵的是作者沿着隶、篆、金文、甲骨文演变的逆行轨迹来研读图形文字，就如同获得了一把解开神秘符号的金钥匙。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当作者破译的第一批骨刻文按照骨刻文、甲骨文、金文、篆、隶的顺序书写成书法作品时，所破译的骨刻文就有了200余字之多，由此，对这些古代文字的解读就更加有了互证，也更加确切，更加符合汉字发展规律，特别经过其家兄丁再斌的进一步提炼，使东夷骨刻文的解读达到了新的高度。
二是对于东夷骨刻文每个字的解读形式新颖别致，具有说服力。作者采用了每字下方附有“汉字演变过程”的书写五体方式，其后是该字出于何处、何种意境、与同一件骨刻其它文字的联系，甲骨文、金文等与骨刻文的传承关系等，能够使读者一目了然，心领神会，茅塞顿开，心悦诚服。骨刻文作为东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破译研究可以证明：汉字起源于黄帝的史官仓颉造字，仓颉根据日月形状、鸟兽足印创造了汉字的历史记载具有了可靠的实物证明依据。正如《荀子·解蔽》中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说明仓颉长期跟随黄帝生活在东夷，在始创文字的搜集、整理、统一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殷商甲骨文的发现，将我国始创文字的历史往前推进了数百年，不仅为研究考定中国古代史、语言史和文字史提供了新的珍贵文献，也为古文字研究和书法发展史提供了丰富的真迹资料。东夷骨刻文的发现和解读，不仅证明比殷商甲骨文早了1000多年，重新改写了中国文字的发展史，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人类文明发展
史提供了有力的新佐证，同时也为中国的陶刻图画文、岩石图画文的研究和远古文化研究提供了参照系。
三是对一些东夷骨刻文字的破译释读独辟蹊径、令人赞叹。1960年在山东莒县陵阳河挖掘出土了一批古陶器，陆续发现了近20个陶刻符号，其中一件陶器大口尊上刻着一枚类似图文符号的“ ”单字。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此的释读意见并不一致，一种意见认为它是汉字的远祖，是我国最早的文字;一种意见认为它仅是一种图像符号，其成型时期属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距今约4800～5000年左右。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说过：“大汶口文化陶文要比其他史前文化的陶器符号更接近商周时期的文字。”
关于陵阳河“ ”陶图文的释读，在学术界也一直存有争议，其主流论点认为：这一图案是“日、月、山”或“日、火、山”。最近又有新论，有人认为是“日、鸟、山”，甚至还有人认为是生殖崇拜，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日、月、山”说认为，“ ”符号最上边的圆是太阳的象征，中间的弯月形为月亮，最下面隆起的山形，一致认定就是雄踞天东的泰山。这一神秘的符号，昭示着早在上古之时，泰山崇拜就在东夷民族中诞生了。“日、鸟、山”说认为，东夷少昊部落，崇拜鸟的同时还十分崇拜太阳，说明了古代先人对日出东方就有了深刻的认识。东夷之祖少昊，所谓“昊”字，从日从天，可以充分证明分布在山东各地的东夷部族的先民们崇拜鸟和日这样一个图腾。“日、火、山”说认为，上边的圆圈是太阳，中间的半圆是火苗，下边的五个尖是山峰，这是古人在山顶点燃柴禾，举行祭祀太阳的仪式，反映了古代先民对太阳的崇拜。
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也极其重视这一符号，他认为这是文字，因为这种符号整齐规则，已经规格化，更重要的是已经有简体字，是商周时代文字的远祖。唐兰认为“ ”是“日、火、山”，而“ ”可能是简化字，具体解释为：“上面刻画着太阳，太阳下面画出三火，下面是山，而另一个字只在日下画出火形，把山形省略，因此，跟后来的‘炅’字完全一样。”
对于这样一个一度被神化了的陶图符号，作者是怎样解读的呢?作者沿着东夷骨刻文解读的路径，轻而易举的就将其破译。从东夷骨刻文到殷墟甲骨文，有一部分字有一个由繁到简的演变过程，例如“众”字，在骨刻文中是四个人共同扛一段横木，而在甲骨文中就精简到三个人，在“日”下面劳动，再后来一横或“日”也去掉了。“众”字的演变说明了古人对这个字本义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四个人扛木头，表示人多，三个人在太阳底下干活，同样表示人多，因此，最后三个人就表示“众”了。由“众”字的演变，可以联想到陵阳河“ ”图形符号的演变。
根据实际观察，我们在高山上观看日出，一轮红日从大海上冉冉升起，金色的光芒被大海托住，形成一个巨大的金盘，烟波浩渺的层层波浪烘托着太阳，大海之滨是连绵起伏的山峰，山峰又像是托起大海，十分美丽雄浑壮观。红日，大海，山峰，这一幅幅真切的画面，恰如陵阳河陶器大口尊上刻着“ ”的图像。但是，“日、水、山”为何就是个“旦”字?作者又从骨刻文“众”字的演变，推断出了“旦”字的演变脉络。“众”的本义是表示人多，人字上面有没有一横或一个日字，都不影响它的本义，于是后来只剩下三个人字。同样道理，“旦”字表示日出，不管太阳是从哪里升起，从海上，从山峰上，或是从地平线上，都是日出。所以，下面的山形后来也被省略了。既然水平线上的日出与地平线上的日出都是日出，一横书写起来更加方便，因此，“ ”的符号进一步简化，大海上月牙形的光波被日字下面的一横所取代，成为现在的“旦”字。这一解释虽然与唐兰先生的解释不尽相同，但是由于有东夷骨刻文演变的例证，我们读起来就觉得后者的解释更趋合理。同时，也证明唐兰先生关于“ ”就是“ ”符号的简化说是更有道理。作者认为：莒县陵阳河“ ”、“ ”图形是东夷人最早记录日出景观的文字符号，并提出了“太阳文化在这里起源”的重要论点。
此外，作者还对“炎”、“黄”、“蚩”、“颉”、“昊”、“颛”、“喾”等字一批东夷骨刻文的破译和解读，不仅证明了人文始祖的形象都是创造汉字的原型，还证明了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篇中对这些四千多年前始祖们记载不是没有根据。又如，“中”字在骨刻文中是一个转动的陀螺形象，两端的曲线是东夷人创造的动感线;但后人一直解释为旗帜，旗帜飘扬时旗面和飘带完全飘向一侧。再如，“天”字在骨刻文中上部分是半圆，中间为一横，下为一个人字，不仅揭示了东夷人创造的盖天说，还追溯到了“天人合一”的源头。丁再献对于东夷骨刻文的诸多解读都具有独到的创新性，开辟了古文字研究的新思维、新天地。这些东夷骨刻文所被刻画的骨头大多是牛的肩胛骨、肋骨和肢骨，还有一部分是鹿骨和象骨。这些字的造型特点介于大汶口文化前期刻划符号与商代安阳甲骨文之间，可以说是一种半文半画，由图画向文字过渡的象形文字。
四是深刻揭示了汉字产生与生产力发展的依存关系，这又是作者一个全新的观点。此前，人们对汉字的演变，只是就字体本身的演变而言，很少与生产力发展相联系，而作者就所破译的200个东夷骨刻文字逐个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中有许多字与东夷人的生产息息相关。例如对“女”字的解释，《说文》释：“女，妇人也，象形”。人们对于这种说法几乎没有异议，甲骨文的出现又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新的证据：“在甲骨文里，女字形象交手于胸前而端坐的人形，这是温柔贤惠的女子形象”。但是，除了甲骨文，骨刻文、金文、篆书、隶书却很难看出女字形象的味道来。因此，女字为象形字之说是存在一定问题的。从骨刻文的造字法可以看出，东夷人的造字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比如说上、中、下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字，都不好用象形来表示，于是，就用指事来表示。人可以用象形字来表示，但是男人女人就不好区别。因为四五千年前男人女人的服装、发型还没有多少区别。但是，东夷人非常聪明，用不同性别劳动力的不同特征来区别。东夷人早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就开始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实行男耕女织，男人有力气，以田间耕作和围猎为主，所以男字开始用围猎图形和“大”组合，后来由“田”和“力”组合。女性主要从事家庭纺织，两只手加一根线。事实上纺织缝补都是一根线，纺出来的是一根线，织虽然要用许多根经线，但要织成布也离不开一根纬线，缝、补也都是一针一线。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中悟出：原来从骨刻文到甲骨文、金文、篆、隶，哪一种“女”字的字形都没有离开两只手一根线!略有不同的是骨刻文和隶书中的线是直线，而甲骨文、金文、篆书中的线是曲线。从大汶口文化中后期开始，纺织成为女性劳动的主要标志，男耕女织成为了中国五千年文明的主要生产方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东夷人创造男、女二字的智慧。既然男字是会意字，女字用会意法创造也就理所当然，如同“上”字用指事法，“中”、“下”也跟着用指事法炮制一样。甲骨文的象形只是在会意的基础上把一根线弯曲成下跪的形象，是会意加象形，同“中”字一样。作者对于“女”字的这一解释，可谓独到新颖，令人耳目一新。
在破译东夷骨刻文字的过程中，作者得出一个结论：东夷文字的产生与生产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汉字的发展，就可能会出现差误，甚至会变成猜谜。由此可以推断，东夷骨刻文的创造，自大汶口文化中期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大量百工(农民工)的出现就已经开始了，到东夷骨刻文刻制的年代，一部分汉字已经比较成熟，而且也已经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女”字就是其中一个。在作者看来，像“禾”、“秋”、“耕”、“年”、“午”、“襄”、“鲁”、“工”、“凡”等字，几乎无一不与东夷人的劳动生产有关，这些早期文字的破译与科学分析，让东夷人的智慧重新放出光彩，使得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呈现出来的面貌形态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璀璨夺目。
同时，作者在东夷骨刻文的破译过程中还带来了更大的意外收获，丁再献通过东夷骨刻文的研究，对殷商甲骨文的破译也有了重大突破，他根据东夷骨刻文的发展规律与殷商甲骨文的传承关系，又单独破译了十几个殷商甲骨文字。有学者认为，当今破译一个甲骨文字，相当于发现一颗小行星，这无疑又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贡献。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世界文明交融发展，都体现了文化发展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特色性，说明了人类发展的文化生态始终呈现出色彩斑斓、生机勃勃、交汇融合、共同进步的规律趋势。温故而知新，明鉴而知远。东夷文化虽然经过五千年的风雨历程和传承变迁，一方面遗留下了丰富宝贵、辉煌灿烂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又一直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与主脉共同撑起了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化价值观。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东夷文化历史变迁的脉络，理解东夷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重点推进东夷文化与“好客山东”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领域，《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释读》这样一部恢宏巨著，永远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引领者和导航仪。在这里，我们发现和体验到了文化所带给我们的魅力、深邃和美丽，成为指引我们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坐标与灯塔。
东夷文化，正是一个永远在我们心灵高挂升起的太阳之神!(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原载：中国经济网、人民网、《大众日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