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考古人员用专业仪器对遗址的分布情况进行测绘和定位。 记者 孙戉摄
延庆大庄科乡旁的栗子树种植面积今年少了大约3千平方米，地上出现了排列整齐的方坑，周围拦着铁丝网，上面挂着“考古重地闲人免进”的牌子。这里在辽代相当于“首钢”生活区，大小院落错落有致，户户都有火炕。在它南侧百米外就是当时的生产区。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4年的发掘科考，辽代的铁炉在虚拟世界“重塑”，推算每天产量大约在1.5吨，算是当时的世界第一。
这里是大庄科矿冶遗址群的一部分。市文物局介绍，该遗址群是目前国内发现的辽代矿冶遗存中保存炼铁炉最多，且炉体保存最完好的冶铁场所。目前，这处华北地区最大矿冶遗址正在做大遗址保护规划，未来可能建成一座遗址公园，方便市民参观。
生产器物以兵器为主
这次一共发现了4处冶炼遗址，分别为水泉沟冶炼遗址、汉家川冶炼遗址、铁炉村冶炼遗址和慈母川冶炼遗址;共发现10座炼铁炉，其中水泉沟冶炼遗址5座、汉家川冶炼遗址3座、铁炉村冶炼遗址2座。根据所获遗迹遗物判断，该遗址年代为辽代。生产器物以兵器为主。
从地理位置看，大庄科矿冶遗址群位于辽南京附近，历史上是宋辽之间的战场前沿地带。该遗址群既可能是生产兵器等军用产品，也可能是冶铁技术自中原地区向边远地区传播的证据之一。北京文物研究所工作人员刘乃涛说：“辽灭国以后建立的西辽国，是中国古代生铁技术向西方传播的重要力量之一。所以关于大庄科矿冶遗址群的综合研究将深化冶铁技术交流与传播的研究。”
辽代以后，中原地区的大部分冶铁遗址都被破坏，而北京作为都城，周边杜绝了重工业，因此这处工业遗址没有被破坏。这里的工业技术领先了西方至少五六百年，代表着中国当时最先进的水平。
辽代铁厂设食堂
考古工作者发现了3处生活及作坊遗址，除了记者探访的水泉沟生活及作坊遗址外，还有铁炉村和汉家川生活及作坊遗址尚未清理。
如今，黄土地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横平竖直的砖石堆，这就是当年的院墙。一些石块砌成的柱础石也裸露出来。北京文物研究所工作人员刘乃涛说：“这里有数百人居住，每一户房屋都是坐北朝南，院门开在南方，房屋冬暖夏凉、光线充足。”
所有房屋内几乎都有沟槽，里面的土质多呈褐色。经过鉴定，这里含有红烧土颗粒及草木灰屑等，应该是当年的土炕。在一处“房屋”内，炕内还有3条东西走向的烟道，房址西北角还有一排排烟口。
刘乃涛说：“生活区内基本应有尽有，不过厨房却不是每户的标配。可见当时的匠人并非自己做饭，而是吃类似于集体食堂。”
在一处房内的东南角就发现了一处灶坑。灶壁四周有一层烧结面。灶坑内含红烧土颗粒，接近底部有草木灰。灶膛内西北角还设有一火口，与火炕内烟道相通。
在生活区里还发现了6座冶炼炉。这些炉呈椭圆形，炉底留有一层铁渣，底部垫有石块。“这种做法将加大冶炼的纯度，制作更精良的物品。”
工匠为中原人
生活区内还发现了一些钱币，包括北宋时期的钱币，但没有辽代钱币。刘乃涛说：“辽代立国之初就大兴炉冶，从中原掠夺工匠引进技术。从出土物分析，这处遗址的工人应该是中原人，而非契丹族。”
出土物里还有一些当时的“奢侈品”，比如瓷碗、玉器，女子佩戴的首饰等。这说明匠人是居家住在这里。
古道也成为科研项目。在这里发现了辽代的车辙和道路。从路面上清理出10条车辙，分别是独轮车和双轮推车留下的痕迹。道路则呈南北走向，向南可抵达水泉沟冶炼遗址，向北可抵达汉家川冶炼区。
在这片生活区西南大约100米，就是当年的炼铁炉遗址。从外观看，炉子开口高于地面，中部外弧，平面近圆形。从现场一份示意图看，炼铁炉主要由炉身、炉门、出铁口、出渣口、鼓风口、前后工作面等组成。一个炉子大约需要十五六位工人“伺候着”。稍有不慎，一炉铁水就可能凝固，整炉都需废弃。
目前，炼铁炉的顶部已经缺失，炉腹、炉腰有明显的内径变化。“这种造型算是当时的世界领先水平。”一位考古工作者介绍，与汉代直上直下的炉体相比，这个炉子类似于啤酒瓶上部，肚子更大，有利于炉渣往下走。
专家介绍，发掘所揭示的炉型结构为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冶铁高炉的炉型结构演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辽代铁炉三维效果复原
除了冶炼和居住区，大庄科矿冶遗址群还包括矿山等构成，这些都是依水分布。现在已经探明的矿产有铁、锌、石英石、白云石、钼、金、铜和大量的花岗岩。刘乃涛说：“丰富的水资源不仅为矿石的运输提供便利，同时对于冶炼过程中的用水以及矿冶管理者、冶炼工匠的饮用水源提供了便利。”
明年，这里的发掘将继续扩大。同时，考古工作者将进行一系列科学分析。刘乃涛说：“目前，我们已经复原了炉子的三维效果，推算出炉温、产量等，今后还将研究这里生产出来的产品用到何处。甚至从这一处遗址分析整个辽代商品贸易范围、综合国力如何等。”
市文物局介绍，大庄科矿冶遗址群是辽代向西方传播生铁冶金技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同时体现了辽代物质文化的发展水平，发现这个遗址群同时具有一定的国际意义。未来，这里可能被规划为遗址公园。 (北京日报 记者 刘冕)
